近年来，你可能也不时在媒体、广告中看到“匠心”一词。这一风潮最早应起始于2014年李宗盛为新百伦制作的一支广告《致匠心》，因为从百度搜索指数来看，“匠心”一词正是从那时起逐渐升温、盛行的。在那之后，“匠心”就变成了手艺精神的象征，味千拉面的广告片中甚至将之升华为“一种信仰”，所谓“食之匠心，一碗面、一辈子”，强调持久专注、精益求精地做好一件小事。很快，这个词就从广告语变为大众流行语，甚至进入正式文件，诸如“40年匠心前行，中国制造迈向新高度”、“中国制造如何用匠心精神打造国产新力量”、“匠人铸匠心，匠心成大业——中国制造2025呼唤更多大国工匠”之类的标题到处可见。
在时下这个浮躁的时代，这种强调专注改进的精神乍看与潮流背道而驰，但事实上，很多事都相反相成——正是潮流的浮躁，才使得这种人所缺乏的“匠心”变成了推崇的对象，因为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加上近些年消费者对品质的关注、战略层面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迫切心理，遂与“匠心”之说一拍即合。但这一话语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在于，它尽管常常以一种“传统”的面貌出现，仿佛手艺人坚守着老一辈的做法，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完善工艺，但这其实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相当新鲜的理念，至少也是“被发明出来的传统”。
“匠心”从哪来？
李宗盛在《致匠心》里这样诠释“匠心”的理念：“我知道，手艺人往往意味着：固执、缓慢、少量劳作，但是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技艺、对完美的追求。所以，我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这番话虽然成功地激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但却是一种迥异以往的新诠释。当然，中国传统上也有“匠心”一说，但正如“别具匠心”、“匠心独运”等成语中所暗示的那样，那其实都着重指娴熟技艺基础上的精巧构思（如《核舟记》感慨“技亦灵怪矣哉”），而非执着、专注、不断改进这类含义。后一种理念倒不如说来自日本的职人精神，体现在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那句名言中：“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
小津安二郎小津安二郎
这是中国传统相当缺乏的一种匠人精神。汉学家沟口雄三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儒家所缺的恰恰是有组织的、合乎理性的追求完成本行本业的使命感。日本的成功并不在于“家”的观念，而在于具有与儒教或儒学毫无关系的“职”（shoku）的观念和敬业精神。另一个与此相应的传统则源于西欧中世纪，不同职业的工匠组成自治的行业工会，以严密的组织保护知识产权、捍卫自身利益，同时传承技术、改良工艺。
无论哪一种，都是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唯一略微近似的是所谓“祖传秘方”，因为只有祖传的才作为一门手艺完整地传给后人作为谋生之道，但在中国社会里，这通常也只是依靠知识的垄断而非钻研改良来取得竞争力。因为这种“匠心”基于稳固的封建秩序，人们不能随意变换职业，因而只能一代代不断琢磨、改进这门手艺。相反，“在中国，由于职业也不是世袭的，故职业意识或职业伦理之类的观念也很不发达。”（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元明时期虽然有匠户、军户等特定职业类别，但这与中国秦汉以后阶层流动的社会心理相违背，加上职业歧视、繁重劳役，因而都是行之不久，人们就都纷纷想尽办法脱离匠籍。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职人”有世袭性的私有财产权意识，西欧的行业工会更不必说，为捍卫自身财产利益甚至可以对抗君主，因而他们即便一直只做一门手艺，生活都是有保障的，不像中国的匠户只承担劳役而无独立财产权。
英国经济史学者约翰·希克斯曾指出，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实际上是一个规模经济学的问题”，有赖于“需求的集中”，而除了市场之外，另一个途径就是国家或领主的专门需求（这在日本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无论如何，其充分发展都需要财产权的保护、法律对合同履约的保障。相比起来，中国的匠人既缺乏这样的保障，也缺乏经济利益层面的内在激励。杨步伟在《一个女人的自传》中回忆，清末民初时中国社会的风气是“生意不照生意做”，很多熟人来看病的，不愿付钱，倒是情愿送礼、请酒或是赠匾，“结果我们领情不得实惠外，还要自己花不少钱去开发酒钱”，也就是说，你得到的是社会层面的名声而非经济层面的劳动报酬。
简单地说，匠人的“专注”最初其实是由于身份、阶层流动上“别无选择”，而财产权利又有保障，也就能安心一代代人做下来了，像日本传承数百年的老店比比皆是；中国则相反，私有财产权意识不发达，但阶层流动倒是开放的，但凡有机会，极少有人安于一门技艺。确实，在那样的社会中，当人们进入到一个有保障的体系内部时，也会想着一代代占住这个肥缺，甚至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亲属都安排进来，但这却并没有带来技术上的精益求精，因为人们缺乏这样的内在驱动力——做得再好，也没有更高的经济回报，也仍然缺乏职业认同，一有更好的机会还是想“人往高处走”。
伴随着这种灵活性的，还有一种特殊的心态：中国人往往会抓住机会随机应变，不知这个能做几年，也不会那么“死心眼”，像小津安二郎那番话，换作中国人或许就会想：“只做豆腐可养不活自己，还得琢磨点别的。”这与中国社会原有的反专业化倾向结合起来，使得一个人“一生只专注于一件事”变得十分稀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中，很多技艺在人们心目与其说是某种“专业”，倒不如说是一种“普遍技能”，只不过有些人的手更灵巧一些罢了。张景曾在国内行走数万公里，寻找了144种中国传统手工艺的199位匠人，但他在《寻找手艺》一书中最终的结论也感慨于中国传统上这种反专业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