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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代价最小的冲突解决之道(2)

时间:2019-05-03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维舟 点击:
 
在1900年之前被任命为县知事的人中,86%都出身武士阶层。最大的领主德川将军家,虽然被要求将俸禄从原来的800万石降为30万石,但落败后也还是贵族,没有性命之忧,一番协调下来,江户也就“无血开城”了。
 
江户无血开城谈判纪念碑江户无血开城谈判纪念碑
更何况,当时得势的萨摩藩岛津氏,俸禄同样被限制在最高不超过1500石,这多少也让失势者心里得以宽慰。
 
这样,明治维新时期的权力交接得以“斗而不破”:旧势力并未负隅死斗,新势力也并未追究到底[3]。虽然当时先后发生了大村益次郎(1869)、广泽真臣(1871)、大久保利通(1878)、森有礼(1889)等遭遇政治暗杀的事件,但这些大多是个人犯罪[4],而不是像民国初年刺杀陶成章、宋教仁那样出于政治斗争目的采取的手段。
 
不错,萨摩、长州等藩出身者是占据了权力中枢,但他们也注重建立一个“四民平等”的新型国家秩序,在此基础上展开“众议”,让各派力量(尤其是旧大名、旧武士等传统精英)都有参政的机会。新政府急需得到全体国民的支持,虽然对戊辰战争中支持幕府一方的东北各藩出身者有歧视,但正如三谷博注意到的,“并非其他人都没有机会走上仕途,求贤若渴的明治政府甚至从旧幕臣中选拔人才,新政府成立之后立即设立‘征士’制度,即便没有参加王政复古政变的藩也有公平接受选拔的机会。”像后藤新平这样出身东北者同样能一路爬升到政府高层。《黄昏清兵卫》里说到原本反对新政府的海坂藩(现实中的庄内藩)武士后来都“飞黄腾达”,这并不只是戏说。
 
美国社会学家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曾在其名著《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一书中提出,近代早期欧洲各国的经济转型,最终都取决于其内部的“精英斗争”,这些不同利益的精英一旦行动起来,就可能触发一系列事先无法预见的社会变化。这一点也适用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尤其是当时的局势可说完全取决于精英内部的斗争。福泽谕吉曾说:“我国的战争只是武士与武士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是一家与另一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人民只是袖手旁观。”
 
这样的结果是很小的一群精英就决定了全国的命运,冲突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双方也易于达成妥协。堺屋太一在《何谓日本》一书中指出,日本历来的传统就避免那种整体动员性质的殊死搏斗:“即使在16世纪的战国时代,日本的战争也只是围绕支配土地和居民的上层阶级的权力斗争,失败的君主和几个忠臣剖腹自杀就一切都结束了,几乎没有全部杀死居民的事例。”正是这些,使得日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很小的代价就顺利完成了对其它很多国家而言极其艰难的转变。
 
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明治维新之后依然是贵族阶层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明治维新之后依然是贵族阶层
妥协:好事还是坏事
1875年,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曾这样赞许西方的政治:“西洋文明的特点在于对人与人的交往问题看法不一,而且各种看法相互对立,互不协调。……由于长期形成对峙局面,即使彼此不服,也不得不同时并存。既然同时并存,即便是互相敌对的,也不得不在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允许对方的活动。”
 
他这么说的时候,无疑也想到了日本。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在《日本文明》一书中,注意到明治维新中“并没有像在欧洲、美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那样产生普遍主义的、超验的传教思想或任何阶级意识的思想成分”,因此很少有不可妥协的原则,不仅如此,日本思想与中国或西方相比,很少存在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体获得联合、调和、融合及重叠”。
 
中国文化虽然也有强调“和”的倾向,但又向来主张“天无二日”,没有日本政治中天皇与将军那样的分权结构,因而中国历来的权力斗争总要以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而告终。
 
毫无疑问,日本政治中这种分权、妥协的倾向避免了全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但如果按国内历史教科书上从革命史视角出发所说的,又是“不彻底的”。政治精英享受垄断式的统治权力,1887年日本直选法所界定有选举权者仅占人口的1%,这样最终造成了一个官僚寡头精英掌权、本质上无须与其他力量分享权力也能够推进现代化的国家。不仅如此,政治上层之间的妥协有时还导致决策失灵,因为日本当时那部模棱两可的宪法没有给予首相“罢免其他大臣的权力”(可以催促其自动辞职,但是不能强制炒鱿鱼),结果为了取得意见一致,后来就不得不迁就胡搅蛮缠的军部等势力。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值得深思的一点是:中国近代史上也有过新旧势力之间的妥协,但结果却往往很糟,最终还是走向对决。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双方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移交:清帝逊位,袁世凯通电支持共和,但最终的结果是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党人继续作权力斗争,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孙中山于是发动“二次革命”。这正是王学泰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所说到的悲剧:中国传统上“缺少妥协机制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因此和平争取自己利益的机会极少,当对立的社会势力发生利益冲突时,多是用武力解决”,因为人们发现除武力之外,别无他法保障自己的利益。
 
宋教仁之死,是近代政治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宋教仁之死,是近代政治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
不仅如此,当时的新旧两派也缺乏基本共识,分歧并不只在“利益如何分配”这些具体可操作的层面,还涉及到原则问题,最终发展为不可妥协的意识形态之争。当时很多人的感受,正如五四时期李大钊所说的有一种窒息感:“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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