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特殊情况，说谎而毫无羞耻感和罪恶感，被认为是精神病态人格的标志。
但这毕竟是成人间的说谎。当面对的是孩子呢？很多成人间的标准都会失灵。孩子作为被欺骗的一方，通常是不具备任何反击能力的，或者说，说谎者并不承担什么直接的后果，除了孩子本身的成长和感受。另一方面，孩子在成人面前，也不是完全对等的一方。作为亲人的成人，实际上既有引导、培育的职责，也有保护的职责。而在今天的很多家长看来，这些职责在有些情境下，是会互相冲突的。
“圣诞老人是真的吗”问题，是其中一种。当然，这也是非常普遍的问题，无分东西。很多西方国家的家长面对这个问题时，也会相当烦躁，当孩子相信圣诞老人真实存在时，带孩子去别人家串门都怕被其他孩子说出实情，自己孩子难以接受。
争议一直存在，伦敦大学一位哲学系教授David Kyle Johnson曾在论文中专门讨论家庭伦理中的“圣诞节神话攻防战”。他倾向反对父母如此积极维护圣诞老人的谎言，因为它最终可能侵蚀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并阻碍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如果你的孩子在 5 岁时就认为圣诞老人并不存在，你应该感到自豪，在儿童发展时期中，如果他能提早进入下一个阶段，都是值得庆祝的。”
但在中国，圣诞老人的真伪问题，远远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问题。我曾不止一次见过有家长吐槽，说自己给老师“表示表示”的时候（礼品卡、购物卡、化妆品之类），被孩子看到。我也见过一些家长说起，自己的孩子目睹老师对一些“差生”当众采取一些羞辱式教育，受到很大心理冲击。在孩子就此提出问题时，家长回答前往往踌躇难决。
不管怎样，我对卡先生说过的谎确实极少，少到屈指可数。然而，这些谎言，也总让我处于两难境地。更多的顾虑，都是集中于“有没有必要让他这么早知道事实是这样的”。
我曾经写过一个例子。卡先生四年级时，班里一部分小同学因为新来代课老师教学简单粗暴，居然想到互相用小纸条联署“串联”，表达不满。老师发现后，要求学生互相揭发，把涉事家长叫到学校“问罪”。同样涉案的卡先生在事后颇感惶惑，一是不知道是否应该表达不满，二是不知道是否应该“出卖”同学。这样的情况下，回答颇费斟酌。假如“隐瞒”也是说谎，那么连“顾左右而言他”也成为一个可疑选项了。
另外一种情况更为普遍。比如说他在五年级学的一篇课文。
在这篇名为《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的语文课文中，作者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给（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写信，他爸爸作为联合国的一名军事观察员，在执行维护和平行动中牺牲了。
在要求背诵的两段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现在这顶蓝盔回来了，但它是钉在爸爸的灵柩上回来的。我们如约捧着鲜花，接到的却是爸爸那覆盖着国旗的遗体。鲜血染红了他的征衣，腕上的手表浸满了凝固的血。爸爸的嘴张着，仿佛在呼唤着什么，啊！我听见了，妈妈听见了，在场的叔叔阿姨听见了，全世界都听见了，他呼唤的是‘和平！和平！和平！’”
卡先生于是问：“为什么他爸爸的遗体覆盖着国旗，他还能看见手表？为什么这么久了手表上的血还没洗净？”
我相信相当多的父母都曾经面对类似情境。你们都会怎样回答呢？
这个世界上对自己的孩子说谎而无所顾忌的父母自然有，恐怕为数还不少，但不妨默认能够读到眼前这篇文章的你，是希望孩子有诚实的品格的父母，在不得已对孩子说谎时，心上会有哪怕最低级别的疼痛。
相比“圣诞老人是个坏人吗”这样的问题，“圣诞老人是不是真的”，已经是最容易解决的难题。
无论是不是“善意的谎言”，回答孩子们这样的问题，需要的已经近于一种“艺术”，就像“领导艺术”、“军事指挥艺术”一样。但反过来，这也使任何回答都主要出于“善意”而非“善”本身，甚至也不再顾忌“真相”与“审美”。“善意”只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我自己也改变不了什么”“不一样你长大以后会吃亏”……等等理由。它只有相对而言的标准，不是出于内心善恶明晰的判断，而是出于——甚至回答者自己也知道——某种恐惧。
一定有读者留意到，关于卡先生问我的两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公布答案。我的选择是对你们隐瞒答案，我不会告知你们我怎样回答卡先生。这么做符合说谎的大部分特征，但显而易见，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也是一个“善意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