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这件事上，中国并不孤单。看看印度吧，这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也采取措施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把政府所能控制的产业往中小城市搬。结果呢？大城市还是在发展，只是他们的大城市发展的大多是信息技术等产业，这些产业吸纳农村移民的能力不强。结果就是，印度成为“两个印度”，城市并没有充分发挥创造就业的功能，而落后的农村没有分享现代经济增长的成果。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它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可见，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没什么国际经验，即使有，也来自屈指可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说多了全是眼泪。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简·雅各布斯写下《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她的批判对象就是当时追求低密度的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历史证明，简是对的，美国城市正在为低密度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也驱动人们重返高密度且更有活力的大城市。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背后只是两个大字“人性”。陶渊明曾有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千百年来最好的诗，现代人不妨做这样的解读，偶尔厌倦了大城市的生活，那就去用内心的安宁来治疗，“心远”即可，而未必是归隐山林，更不是把城市建得像农村一样。
总之，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怕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