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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时间:2018-12-01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陆铭 点击:
中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向往宁静、悠远、离群索居,另一种喜欢热闹、多样性、在人群中扎堆。前一种人,好比中国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一种人,不用举例子,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此类。
 
  在一个国家里,多少人生活在城市,多少人生活在大城市,本质上取决于上述两种类型的人的多少,这首先与性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职业。在农业社会,就算农民想住到城市里,也不可能每天在农田和酒肆之间来回奔波,城里没法就业。而到了现代社会,即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已经超过90%。在现代经济社会,越是富有的国家,知识(包括技术、信息和创意)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社会交往来传播知识。同时,也从社会交往中获得知识,从而更好地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换句话说,从前,生性再喜欢热闹的农民,都不得不居住在农村与土地为伴;现在,性格再内向的教授,也必须在最低限度上与人交流。
 
  人的另一个天性,是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单调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而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样的消费服务。其中的道理在于,在一个有大量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者的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仅仅针对某一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而无须担心没有生意做,因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费群体数量也足够多。这样专业化的结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使得人们在专业化的生产中不断积累经验,加强专业化程度。而专业化程度又反过来提升了生产者的竞争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质。
 
  让我们来想想,什么是高房价?什么是城市病?给定土地和住房的数量,给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房价和城市病就是消费者获得大城市的生活所付出的代价。除了直接在购买消费品和服务时付的钱以外,人们还因为支付了大城市更高的房价,获得了接近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地理位置。
 
  在大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因为四通八达,是生活最为丰富的地段,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一定要抢占市中心的位置,挤出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居住在大城市的市郊,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市郊和市中心之间来回奔波,本身也是为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付出的代价。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买更贵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够高,就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选什么样的生活,由自己决定。
 
  大量的企业在大城市扎堆,特别是集聚在中心城区,是为了交流的便利。那么,有没有可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面的需求减少了?比如说,人们可以在家办公,通过远程通信方式与同事和客户打交道。人们要与朋友交流,可以打电话、发微信。但实际情况是,线下和线上的交流,两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补”的。比如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见过面的朋友,刚开始会与一个人通过微信交流,接下来就是面对面的讨论更有效率。
 
  线上交流实际上会催生更多线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术只是节省了与某个特定朋友见面的次数,却可能催生了与更多人见面的需要。更不用说,人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费模式多元化,其中越来越多的比重是网络满足不了的,包括听音乐会、看演唱会和画展,包括所有体验经济,即使和朋友喝咖啡这样的消费也只有在特定的咖啡馆环境中进行。
 
  一个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趋势是,“消费型城市”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正在成为其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新增加的消费更加需要见面和体验。你将更多地去看话剧和电影,减少在家里看电视和碟片的时间。你也会更多地出席化装舞会、去健身房,更少在家里和朋友在网上聊天。如果我说的是错的,那么,你就不会看到那么多人愿意花很多的钱,在下班以后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商学院去上课,而不是在网上看教授的视频。如果我说的是错的,你也就不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往大城市搬迁,并且还要花很贵的房租,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这些人并不傻,恰恰相反,他们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
 
  在不久前我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加拿大的学者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过程会终止。且不说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刚刚超过50%的阶段,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水平达到80%,人们仍然不断地向大城市集聚。一些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和多伦多,仍然在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只需看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了。越是发达的国家,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比重越高。
 
  因此,不要以为,在北京和上海现在出现的搬离市中心的趋势是长久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条件,通过住得远些,从而住得大一点,这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但这种搬离大城市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美国终结了。而在东京,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开始出现人们重新搬回中心城区的趋势。其中的道理还是前面说过的,人们越来越需要住在市中心,以获取知识、信息和技术。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公共政策吧。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城市扩张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拥挤和污染。但是人们往往看不到,在大城市所承受的拥挤和污染,恰恰是人们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付出的代价。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先说“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之后才说“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个次序的先后是有含义的,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必须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去逆转这些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最多只能是在短期内作为应急措施。即便这样的应急性的控制人口政策,也只能适度缓解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不可能让特大城市的人口负增长。更不应该通过加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来增加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成本。从长远来看,正确的政策只能是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不断地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不妨碍城市发展的情况下,缓解拥堵和污染的问题。而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的背景下,这样的投资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回报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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