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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牛》,被严重低估的一部抗战题材电影

时间:2018-09-19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鲁舒天 点击:
《斗牛》,被严重低估的一部抗战题材电影


由管虎执导、黄渤主演的小成本国产片《斗牛》(2009)是部为人忽略的遗珠之作,在影片穿插闪回式的剪辑之下,观者不难察觉《活着》和《鬼子来了》这类电影的影子。但《斗牛》显然未在“悲悯”和“嘲讽”的前人印象中打转,它除了无条件地忠于“历史现场”,还别开生面地讨论了在战争这种极端情形下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斗牛》的电影海报《斗牛》的电影海报
《斗牛》成本虽小,但野心却颇大。撇开上述“意义”不谈,这部电影首先吸引我的是它以小见大、以虚带实的格局,管虎细腻且精准地还原了战乱年代中国乡村的真实风貌,并在此基础之上推演出那些被“脸谱化”、“标签化”的历史角色同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普通百姓的交会模式。
 
如此色彩鲜明的佳作,自上映后被大众提及的频率甚至低于那些恶俗不堪的“抗日神剧”,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在我看来,《斗牛》的价值之所以被低估,原因是人们更习惯于接收恢宏之中那类运笔明确的雕琢,却往往无法领略艺术家们在不动声色中露出的冰山一角。
 
你拍千军万马和意大利炮,那在人们眼中你就是在正襟危坐地谈历史,哪怕你最终呈现的效果不怎么严肃。反之,你像《斗牛》这样,全片主角是一个人和一头牛,没有像样的场面戏烘托,哪怕你所有看似荒诞的叙事背后都有严谨的逻辑与实例做支撑,哪怕你所有大开大合的片段中都包含了丰富的考据与量测,你终究会被人们视作小打小闹。
 
一言蔽之,时代的大多数人离“历史现场”太远,所以只能看见大开大合,看不到遍地的细节和隐喻。
 
故事的坐标是山东临沂沂南马牧池村,离鲁南重镇临沂县城的历史叙事有些距离。
 
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徐州会战,西北军庞炳勋的40军与张自忠的59军这两支杂牌部队曾在临沂保卫战中迟滞由板垣征四郎任师团长的日军精锐第5师团达三个月之久。若没有庞张两军的固守,以及川军王铭章部在滕县的殉难,也就没有日后彪炳史册的“台儿庄大捷”。
 
电影中的临沂早已沦陷,那意味着日本军队不出现则已,一出现便是这片土地上最具压制性的力量。
 
影片剧照影片剧照
在《斗牛》的日军身上,你除了能看到负责搜索的先头部队交替行进时的训练有素,看到连同率队大尉在内的官兵脸上因作战留下的淤青,看到他们在夜间因听见异响而做出的熄灭照明信号的机警,还能看到另外一样东西。
 
那是凶悍激烈的海洋文明熏染出的好斗品性。黑格尔说:“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最机警的权谋。”在与同居东亚的中国人的比较之下,日本人的这一特性无疑更加明显——在日本农民身上,永远隐蔽着一种军人式的凶猛表情;而在中国士兵的脸上,则永远隐蔽着一种农民式的温顺厚道。
 
这是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在他那本于1911年出版的《变化中的中国人》里的观点,这位来自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敏锐地发觉,在崇尚“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里,即便是士兵也不具备攻击性,中国军队是世界上少有的纯粹用于防御的国家军队,这俨然是一种亘古未变的传统。如罗斯所言:“中国人公认,什么都比战斗要好……他们这种害怕惹麻烦的心理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是理智的”。
 
《变化中的中国人》-[美]E.A.罗斯 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变化中的中国人》-[美]E.A.罗斯 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
遵守理性成熟的社会契约,中国人的品格无疑是温驯的农业文明所赋予的,但前述契约只在认同它的群体中生效。而当中国人拿起枪,试图披上鳞甲,重新长出牙齿与利爪之际,野性恢复的速度总是比预想中更迟缓。在《斗牛》里走马灯一般出现的中国军人身上,你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迟缓,那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与武装到牙齿的海盗后辈在对抗时的不适应。
 
“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抗日名将佟麟阁的遗言,于后世而言,大悲情自然掩过大豪情,我想起了作家祝勇的那个形容——“中国人的死,是殉难;日本人的死,是报应”。
 
某种意义上讲,在那场抗争中,侵略者是职业的,捍卫者是半职业的,而死难者则是根本不职业的,战争本应与他们无关。
 
以往的国产剧去描述侵略者铁蹄下的乡村的时候,我们经常能看到中国百姓跟言语不通的敌国军士巧妙周旋的戏路,在一杆杆“三八大盖”和“南部十四式”面前,这样的设定不免有戏剧化的处理。但管虎拒绝在自己的作品中重复这类戏剧化,这使得《斗牛》的逻辑呈现了久违的必然——刀俎就是刀俎,鱼肉就是鱼肉。
 
电影的开场,马牧池村遭遇了灭顶之灾,一个进行扫荡的日军中队血洗了村子。黄渤饰演的牛二因在山上替奶牛挖藏身洞而逃过一劫,当他回到村子看到那些被焚烧过的尸体,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是惨案的唯一幸存者。《斗牛》的叙事建立在“死人堆”之上,后面出现的村民画面,不过是牛二睹物思人的回忆。
 
手无寸铁的乡民遭遇枪刺林立的军队,我对这一情节最难磨灭的印象出自作家方军《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一则侵华老兵回忆。叙述者正来自前文提到的第5师团,和《斗牛》里的日本兵涩谷一样,铃木是个刚刚赶赴中国战场的新兵。部队在山西作战时,包围了一个据说是八路军据点的村子,铃木回忆,那个村子穷得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得有20-30米。令他们愤怒的是,全村100多名村民拒绝合作并怒目而视,大尉山田下达了格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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