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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失败与伟大

时间:2018-09-10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邱兵 点击:
我们的失败与伟大
 
  1989年春节后,我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大学三年级的实习,可以视作每一个新闻系学生职业生涯的开端。
 
  当然,我并没有钱住旅馆和招待所,我住在北京大学我老乡的宿舍里,哪一张床空着我就睡哪一张。那个冬天我闻到过来自陕西、河北、广东、四川、云南的各种味道,偶尔我需要将两根醒宝香烟插在鼻孔里用嘴呼吸才能入睡。
 
  每一天,去单位上班的路程都是非常漫长的。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我永远哼着同样的一首歌,那是台湾的民谣歌手马兆骏唱的《我要的不多》,他翻来覆去地唱:“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独的不只是我。”另一个孤单的身影每天也从北大出来坐332路公交车。
 
  他叫老肖,和我一样21岁,但是长着一张41岁的脸,宜昌人。他学的是经济,在一家中央大报实习。我们每天早晨一起在校门口买酸奶,在白石桥车站分手。
 
  他第一次和我讲话是在公交车上,这家伙像地下党一样凑过来说:“海子死了你知道吗?”我那时不知道海子是谁,没敢接茬。
 
  老肖说:“得空我得去一趟山海关,我要搞清楚海子看到些什么、想些什么。素材我收集了不少,不出5年,中国第一思想记者就姓肖了。”
 
  再大的牛皮也掩盖不了思想记者老肖比我更没钱的事实。我有时会买两个肉包子吃,但他从来不买,说早晨吃不下,但是有一天我请他吃了一个,我觉得他只花了一点五秒就吃完了。
 
  3月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成为新闻人老肖的终结。
 
  那个周末老肖问我可不可以第二天陪他去一趟延庆县。
 
  老肖的父亲患了重病,来北京求医,结果几家医院都不收,理由是治无可治。20多年后回想起来,大概是肠癌转移到了肝部。束手无策的老肖从他老乡那里拿到了一个神医的地址,说神医救过不少无药可救的人。地址就在延庆县。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俩架着行动困难的肖老伯上了开往延庆县的长途车。
 
  神医在一个民宅里坐诊。我们刚刚坐定,一个助理模样的人朝我们伸出一只张开五指的手,老肖傻乎乎地也伸出一只手准备击掌。那人面无表情地说:“50块。”
 
  老肖有20多块,我有30多块。凑完钱,神医背对着我们在纸上写了什么,然后折好交给我们说:“去吧。”
 
  我们走到日光下打开那张纸,竟然只有两个字:地瓜。那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在延庆县找了一处农民的房子住下来,一块钱一晚,有热炕。肖老伯睡下后,我们俩走到屋外说话。3月底的塞外还很冷,白杨树在黑暗中像巨人般俯视着我们。我说:“要我说这神医就是个锤子。”
 
  回到屋里时,肖老伯没有睡,他坐在炕上看着我们说:“不要再吵了。我要走了。地瓜是你妈妈小时候的名字,她在喊我去陪她了。我没有什么要求,让我死在湖北老家的床上。”肖老伯父子回家的盘缠是我们几个哥们儿一起凑的。在火车站的时候,老头突然跪在地上说:“下辈子我报答你们。”之后的日子,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中青报的食堂里,每天就两个菜,一荤一素,还有就是白馒头和大锅汤。我这个重庆崽儿经常会想起麻辣火锅和爆炒腰花。但是这里有很多我崇拜的新闻人,张建伟、麦天枢、卢跃刚……我每天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听他们咬着馒头说那些我似懂非懂的宏大叙事,日复一日,痴迷其中。
 
  偶尔忍不住感叹,记者是多么神奇的职业,那么远的热情,让我淡忘了那么近的忧伤。
 
  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一张50元的汇款单和一封寄自湖北的信。
 
  信中说:“父亲是在床上过世的,很安详。我承包了长江边的鱼塘,能挣一点钱。我要挣钱照顾妹妹,不能再读书了。当然,也做不成新闻人了。羡慕你,可以面对那么大的世界。老邱,不管你拥有多么大的世界,当个正派人。”26年后的3月底,出版社让我为阿兰·德波顿的新书《新闻的骚动》写序。诚惶诚恐中,读到书中的一段文字。他说:“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方寸的忧虑和疑惑。”
 
  26年里,很多次从长江尾的上海飞往长江头的重庆,忍不住透过飞机舷窗寻找那片长江边的鱼塘,还有那个在延庆和我争吵的青年的身影,还有他的思想记者的梦。每一个清晨,那个人会不会把海贝贴在他的耳边,倾听这个星球和这个国家惊心动魄的声音,让他忘记延庆县绵延的山路,和我们曾经无望的忧伤。
 
  但是极目之中,只有那条悠远的河流,仿佛是岁月的眼泪汇成,清澈着、混沌着、奔腾着、遗忘着、燃烧着、毁灭着,长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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