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转发“星空演讲”，里面明星林立，话题度很足。不过，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梁鸿的演讲：用柔软对抗坚硬。
她在演讲中重述了她的作品《中国在梁庄》的一个故事：
五奶奶，她十一岁的孙子是在村庄后面的湍水里淹死了。她不幸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做饭，她把勺子一扔就赶紧跑，路上的灌木丛刺得她的小腿满是鲜血，她一点都不知道疼。她看到她的孙子脸色发青，在河边躺着的时候，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 而这个孙子的爸妈，当时都正在城里打工。当这个伤心欲绝的妈妈回到老家的时候，孩子已经埋了。五奶奶走过去，抱住她儿媳妇的腿，哭着说，“对不起，我把你孩子给弄丢了”。孩子的妈妈每天都睡不着，她对梁鸿说，“自从宝儿死之后，我12点之前就没睡过觉”。这是她忍了好久好久，才有机会说出来的。
很平淡的一个故事。但读的时候我已经忍不住泪眼朦胧了。我能从梁鸿简单而平静的叙述下，感觉到这种绝望；这不过是被遮蔽的乡村中国里的一个静水流深的素描。
星空演讲丨梁鸿演讲实录：用柔软对抗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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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说，他小时候在乡下，哪条村子不是每年都要淹死几个小孩的，搞得他们一偷偷去河里游泳，爸妈就拿棍子往死里打。
时至今日，每到暑假都会有多例儿童少年溺水而亡的新闻，有时还会看到图片上那些悲痛欲绝的家长的号哭，让人难过。到了后来，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小孩矜贵得多了。问题是，如果回溯到在孩子夭折率很高的年代里，父母的痛苦是不是会因为普遍性而被稀释呢？而且她们既没有照片也没有文字留下来描述，更没有社交平台可以倾诉，容易以为，她们其实不怎么疼。
我有一个舅妈，她在六十年代末生第一胎时没有去医院，请了个接生婆，结果生出来的健康男婴，就因为憋往了气哭不出来，她眼睁睁看着它的脸色变青变紫，然后凉下来了。据了解，我的那些姑姨婆等长辈，几乎每人都有孩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的经历。
但没有再听她们中有人提出过这些往事。仿佛这种痛楚，不曾存在过似的。
如果不是有作家梁鸿写出了这位“五奶奶”的故事，而且书还很畅销，五奶奶和她的儿媳（儿子）的痛苦，也不会有人知道，也只能“哦”一声。
但丧子之痛，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想探讨的是，在当下人们鲜少极端经验的情况下，我们有多大的理解力，可以体谅他人的痛苦？
因为，今天几乎每一个社会问题的大讨论，最后总是会以阵营撕裂告终，几乎总有一方会被命名为“何不食肉糜”？
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讨论问题，格外地困难；因为在这片广袤的而神奇的土地上，一部分人是精英，而更大的一部分人群还未停留在前文明时代；贫富是一回事，由此而导致的经验差异，几乎不可能有共识；也很难有一种理论工具，能够方便地在精英社会与前工业时代文明当中切换。
2
梁鸿所说的“柔软”，实际上就是“同理心”。她在演讲中有一段话谈到：
“我们通常把柔软的情感看作一种软弱，尤其是，看作是一位女性特有的情感，它属于较低级的，小我的，本能的，甚至是有碍于理性思考的存在。当我们在制定规则，思考国是，批判社会时，这些情感应该被摒除在外。也因此，当论者在批评《中国在梁庄》过于充满情感时，总会加上一句，这是因为作者是一位女性。我想，这样的判断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女性的情感是柔软的，而这种柔软是一种缺点。”
这一段话，让我豁然开朗。女性就刻板地被定义为感性的、冲动的、感情用事的；而男性则是理性的、稳重的、规则明晰的。而且，只要是被定义为女性的特质，就显得格外卑下一些。
于是，那种柔软的、有同理心的、能体谅他人的痛苦的、能感同身受的品质，都被视为价值较低的。而那些能够深刻地反映出人性和真情实感的个体经验，被当作没价值的事忽略掉了。只有宏大叙事，才是正直的、高蹈大义的、值得期许的。
梁鸿的演说中提到一位经济学家对“留守儿童”之事反应非常激烈，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出现各种问题无可厚非，我们要发展，就必须有所牺牲。——就是这种宏大叙事的雄性反应：为了我想要的目的，别人牺牲再多都是应当的，都无所谓。
但是非对错，并不是我站个队、表个态就行了，现实远比这复杂。
这两种价值观本来与性别无关，那是被刻板化了；不乏知识分子自动秉持“精英立场”、斥责弱者不懂政治、不顾全大局、不按规划路线走。
底层叙事中的“柔软”和“同理心”，也并非女性所特有。我们可以在近期的多桩新闻事件中，看到不少男性知识分子，认为我们要多理解穷人，穷人不容易，没有我们“精英”的条件来抵御风险——但他们发声的时候，却忘了这些男性穷人是靠着压榨妇孺的血肉来抵御风险的，他们只对男性穷人有柔软的“同理心”，却对女性穷人和幼童，心如磐石。
世事太复杂，我不可能证明出，哪一种单一的价值立场是正确的。
3
就拿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农民进城打工等等问题来看，我很能理解梁鸿所谈到的那些故事，理解那个苹果树下央求老师不要走的姑娘，理解那个老祖母不愿舍弃的佛龛。我小时候也当过一两年“留守幼童”、吃过“百家饭”，我焉能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