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成熟度与教育理念
一位知名作家曾指出，就个体的成熟度而言，整体来说，青春期后的中国学生较之同年龄的欧美学生，心理年龄要小了四五岁。这位作家曾观察到，港大本科生还拿着布娃娃过家家般地游戏。而在中国内地高校的食堂里，一直不难看到情侣间互相喂食的景象。
是的，单一标准的思考方式正是国人在多年的应试教育模式中形成的思维惯性，而批判性思维阙如。
前述《公民读本》告诉学生，学科“分数对于精神活动的衡量，是非常有限的”，好分数只在测定“学校的成就”，而不是在测定你“人生的成就”，“智商是在改变的”，而“智力是不同能力的组合”。《读本》告诉孩子，能够清醒思考，是做个好公民的最基本品质之一。假如不能清醒思考，给你权利，你照样可能被人操纵和利用。“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在公民教育与专业学习中都反复强调。
一个学生自信与骄傲的资本可能来多方面，比如体育专长，比如公益参与、社团活动，甚至哪怕是单纯的长得美丽英俊，而不仅仅是学习成绩。
比尔·盖茨辍学创业了，乔布斯辍学创业了，扎克伯格辍学创业了，这些牛人故然不是一般人学得来的——其辍学创业也不能作通常意义上的推崇，但其中也暗示了一种气质，即不唯既有标准论，对这些注定要改变世界的人来说，他们可以打破标准，而创建自己的标准。很显然，三人年轻时都没有将获得一张大学文凭作为目标，而这几乎是我们在上高中后被教育的首要目标。
取得类似三人成就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但多标准、丰富性、批判性思维却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的常态。这样的教育理念，更可能培养成熟的公民。而具备这样能力的公民，让一个社会受益的层面绝不仅仅在政治与社会，其他科学、艺术与经济等等领域无不受益。
“巨婴”一词近年在社会流传开来。“巨婴”不仅存在于青年中，也存在于中年与老年中。机场因为误机而撒泼的旅客、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缺乏人我界线的市民、纵容熊孩子大吵大闹的父母、还有网络上缺乏基本逻辑力的地域党、口炮标签党……最近，我还看到两则社会新闻，一是一男子车考未通过欲自杀，一是一女子因男友不给她手机查看而欲自杀……不难发现“巨婴”群体之普遍。
文化学者孙隆基用另一个词描述这一现象——“未断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也的现实环境的原因。若从教育方面寻找，我们教育中偏重书本知识与考试成绩，而忽视健全成熟人格的发展，也难辞其咎。
无论是告知孩子以权利，还是培养其多视角看问题、批判性思维，说到底，都是在为训练一个成熟的人、成熟的公民作准备。
公民教育，是所有国家所有时代都必须进行的公民教育，是所有国家所有时代都必须进行的
可以说，成熟的教育理念是“不把孩子当孩子”。而我们的问题依然是卢梭曾提出的问题：一个从根本上否定成年的社会不可能培养出非常活跃且有责任感的公民。
美国学者苏珊·奈曼在《为什么长大》一书中也说，“只有自由平等的成年人才能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但是，如果社会有意培养愚笨的依赖虫，成年人从哪里来？”
家庭教育可先行
培养成熟公民的社会教育环境有待提升，同时我们不要忘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的远远大于学校，这是中外共识。事实上，一些中国新兴的中产家庭已经行动起来，一批七零后、八零后父母们在教育孩子方面更宽松，也更开阔。
文尾我冒昧地提一下我的父亲，虽然我作为他的“产品”，至今不具备任何“成功”意义上的介绍价值。父亲工人出身，因为家庭与时代原因读书不多。但他给了我们一种宽松的家庭氛围。记得高一暑假时一个同学到我家玩，饭桌上我与父亲就一个话题产生了分歧，我反驳时直接对父亲说“你懂什么”，父亲同往常一样没有丝毫生气，仍旧心平气和地同我说理。后来，我同学对我说，当他听到我对父亲说“你懂什么”时，顿时心惊胆颤，这在他家绝对是大逆不道的事，他没想到我父亲竟然没有任何动怒。我说我丝毫没意识到这点，父亲性格有暴躁的一面，但不会因此而动怒。
这件事让我想到，并非每个家庭在亲子之间都有这样一种宽松的氛围。而这样的家庭氛围，肯定影响了我的处世态度，包括对权威的态度。
按世俗的标准，很难说这种性格是好是坏。它肯定会让你吃一些“苦头”，走一些“弯路”，乃至“混得也不怎么样”。但在我的认知中，一个人若不能施展自由意志、过自设标准的生活，不能成为一个脱离庇护的成熟个体，纵使锦衣玉食，一生无忧，那也不应该是人应该过的生活，因为这有违对人这个词的根本定义。
（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