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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有更好的生活(2)

时间:2018-04-12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杜若 点击:
  回到上海时,正是大好春光,阳光让出租屋呈现出美好祥和。我陷在沙发里不愿意起来,很累,也很舒服,心想,就这样算了吧,还是待在上海吧。
 
  从2009年夏天到现在,一直待在上海。搬家次数比北京少很多。2011年看过房,没有买,2012年夏天上海出了限购令,非沪籍单身人士不让买房。这问题怎么解决?房产中介的小伙儿是上海人,说话见水平:“可以假结婚,但总归难看。”于是横下心,专心租房。
 
  事业有了进展,从3000元的网站干起,一家家跳槽,总算跳回了“北京水平”。领教过“高大上”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也被小公司坑过薪水。苦尽甘来的好处是:底线低,易满足。当听到别人吐槽单位潦倒领导刻薄时,我会说:“比起那谁谁谁,这里好太多。”然后说些过往的辛酸史,当成笑话讲,众人哈哈笑。
 
  “我的日子是一个月一个月过的,这个月过得好,我就很开心了。”2011年夏天,我这样对朋友说。
 
  有时遇到低潮期,也会想:若当年不离开北京会怎样?若当年一毕业就听从家人的安排,那又会怎样?
 
  2012年夏天,在出差的火车上,我翻开了黑塞的《悉达多》,豁然顿悟:人生的正面和负面都要去尝,在自己未经历、未体验之前,书本或他人的经验等于零。那之后,我放弃了对自己的苛责,不再对以往的选择耿耿于怀。
 
  德勒兹有“褶子理论”,本意是用来解释物质的,意思是褶子越多,所蕴含的能量越大。我觉得用来解释人生也通。一个非直线的人生。
 
4
  每一年总要找机会去趟北京,以解相思。每一次都要感慨时过境迁。一来,它变得更加庞大、拥挤、生存困难;二来,从20出头到30出头,小伙伴们多已成家。与青春缠绕在一起的北京,似乎与青春一起消失了。前几年返京是故地重游,去曾经居住的社区、工作的报社,后来干脆做起游客,重新认识这座城市,倒是发现了不少被忽略的美。
 
  朋友知道,我的个性并不适合上海,这几年入乡随俗,我连普通话的腔调也改了,柔软很多,北京话年久失修,不再顺溜。在北京时是“大妞”,现在一点点打磨自己,成了江南“小妞”,性子平和,说话不冲,但也少了趣味。
 
  还是不断有人“勾引”我去北京。北京的旧友们,这些年都长了出息,而我在上海止步不前。
 
  2012年端午节前,我在上海接待了一位台北朋友,他刚从纽约读完硕士,正踌躇着要不要来北京或上海发展。我说:“生命是流动,我们不要抗拒变动。”
 
  现在,当朋友再问“要不要回北京”时,我会想:为何只有一个选项?我不会再抗拒去北京,心中的魔兽已被驯服,过过好日子,也过过坏日子,没什么可惧怕的。
 
  当我们在一个环境里被否定、被压抑时,一定要跳出来,去一个对的环境中。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缝隙、各种道路,每一处缝隙里都有一番天地,每一条道路都可以通往自由。
 
  18岁以后,自己选择了大学、专业、实习单位、工作单位,一次次放弃长辈给予的安稳道路。妈妈有时会叹气,说我太固执。其实,我只是想自己走一走。路走得比较慢,也会出错,但没有试过错怎知道什么是对的?
 
  几次逃离或逃回,并没有让生活发生质变,我没有飞黄腾达、没有成为“白富美”。若把我放入一个比较的语境,和待在老家的同辈比房子、车子、孩子,和公务员比安逸和实惠,那会把我比得一无是处。但人为何要把自己置于别人的判断标准中?
 
  这些年总以工作之便,向各路高人请教人生困惑。
 
  2010年,在上海,我请教张鸣教授户籍制度。他讲,这是中世纪的制度,用来把农民圈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在老家、北京、上海有3个公积金账户,无法并入一个账户。我的户籍在老家,在上海和北京需要办理暂住证,被纳入另一套人口管理系统,出境时比当地人要麻烦几倍。
 
  2013年,台北。我问詹伟雄:“为何台湾青年的生存空间不逼仄,大学毕业了可以去摆地摊,可以辞职去开咖啡馆,而我们那么做是要被鄙视的。”他讲,早年台湾也逼仄,他父母那代人,年轻时也遭遇逼婚,但现在没有了。这是集体化社会与个体化社会的差异,而个体化背后所对应的意识形态是:个体是最大的。
 
  嘿,我心想,好日子在后头,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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