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这种社会氛围，就不难理解当时许多英雄的记忆都复活了，木兰的形象就此超越了“孝女”的层面，而成了一位保家卫国的女英雄，这无疑是曹娥、缇萦等人的形象所无法承载的。
到民国时由云龙著《定庵诗话续编》时，“孝烈”的形象已被归为曹娥、缇萦的特质，而木兰所代表的则是“忠勇”[注14]。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木兰真有其人，那她所忠于的北魏国家，在当时本身就不被视为华夏正统，而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国家；甚至木兰本人都有可能并非汉人——首次明确给她赋予“花”姓的是明末徐渭的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她自此普遍被称作“花木兰”，但《木兰辞》中其实并未提到她究竟姓什么，据不同的记载与传说，她的姓氏至少有花、朱、魏、韩四种说法。如果她是鲜卑族，那就好解释了：因为当时除了贵族之外的普通鲜卑人都是没有姓氏的，而“木兰”这个名字在同属阿尔泰语系的女真语中的意思是“哨鹿”。
此外，这也能很合理地解释她的尚武精神和女扮男装的顺利，正如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经历长途内陆考察之后写的《蒙古高原行纪》中所说的，注15]不仅如此，作为一首北朝民歌，《木兰辞》中讲到木兰出征之前“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种英雄出征前武器准备的叙述也是“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中固定不变的因素之一”[注16]。如果木兰从军后不是对抗“燕山胡骑”，而是征伐南朝打内战，那恐怕她的形象就很难在后世受欢迎了。
不论如何，在晚明之后，保家卫国的“尽忠”一直是木兰形象中最受欢迎的因素之一；只是现代人将这种“尽忠”转变成了更具民族主义意涵的“爱国”。
自1912年梅兰芳与齐如山合作新编京剧《木兰从军》以来，全国竟有多达20多个不同剧种上演过木兰传奇。从1926年第一次登上银幕，它在三年里三次被拍成电影，可见其盛行一时的程度。1938年，上海的女子越剧团编写了第一部新戏《花木兰》，其中尝试运用了现代舞台设计，引起轰动。
在当时，“新版木兰故事回应了时代的四大主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妇女解放、浪漫爱情，成为娱乐界的大热门。木兰这个传说中女扮男装、抵御外辱的女英雄，在当时大行其道，走进了电影，出现在话剧、京剧、越剧、说书的舞台上。”[注17]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大陆报》称“越剧皇后姚水娟……扮演中国的贞德花木兰”[注18]。
“中国的贞德”这一称号正反映出当时人对花木兰这一形象的理解，也就是说，她首先是一个爱国、抵御外侮的女英雄。但在历史上，圣女贞德在法国也是历经变迁才被人们接受的，正如《法国文化史》所言：“回忆录是一种骗人的强权：伏尔泰绝不是一下子就成为共和国祖先的，贞德也不是没有经过磨难就成了保守天主教的圣女。”[注19]木兰也是如此：她是一步步从“孝女”变成“女英雄”，继而又成为一个性别意识觉醒的现代女性的。
女英雄：从强调“英雄”到强调“女性”
现代人所熟知的木兰形象，始于晚明，在此之前，那其实不算是一个特别被人称道的传奇。之所以木兰这个形象被凸显出来，这固然是出于晚明时人们对抗御外侮的社会心理，但也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种对女性气质的特殊看法，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引领这一潮流的是以狂士著称的文人徐渭，他是第一个将木兰传奇改编为戏剧的作者。在他的杂剧集《四声猿》中收录了四个剧本，除了《雌木兰替父从军》，还有《女状元辞凤得凰》，描述五代才女黄崇嘏改扮男装高中状元的事迹（这无疑启发了清代陈端生撰写著名的弹词《再生缘》）。这两剧理应合并起来看，它们都借历史故事寄托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女性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做出惊人的事业，而“文”还是“武”不过是她们自我实现的不同方式。
赵薇饰演的花木兰赵薇饰演的花木兰
徐渭的《四声猿》在他1593年去世之前问世，随后朱国祯《涌幢小品》（始撰于1609年春）中也提到了“木兰将军”，这一故事至此腾于众口。
冯梦龙在1620-1624年间成书的著名白话小说《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曾列举了一大堆杰出女性：“常言有智妇人，赛过男子。古来妇人赛男子的也尽多。除着吕太后、武则天，这一班大手段的歹人不论；再除却卫庄姜、曹令女，这一班大贤德、大贞烈的好人也不论；再除却曹大家、班婕妤、苏若兰、沈满愿、李易安、朱淑真，这一班大学问、大才华的文人也不论；再除却锦车夫人冯氏、浣花夫人任氏、锦伞夫人洗氏和那军中娘子、绣旗女将，这一班大智谋、大勇略的奇人也不论。”他说到这里，特别讲述了木兰的故事，赞许她“全孝全忠又全节，男儿几个不亏移？”
这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氛围，无疑是与晚明的特殊风尚有关的。这个时代推崇的不是“孝女”，而是“侠女”。受时局艰难和个性解放的双重刺激，当时出现了一种侠客崇拜的现象，而尤为特殊的是出现了这样一种侠女——徐广《二侠传·凡例》早就说过：“古闻有男侠，而未闻以女侠”。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中认定，“侠女之称呼、著作（……），以及一宗不同于剑侠幻化妖异的女侠类型，均起于万历间”，“善于伺（男）人颜色的妓女们，对此最为敏锐，所以我们在晚明便忽然会看见一大批有侠风的名妓”[注20]。
在《中国文人阶层史论》中，他又指出：“女侠确实是晚明的新生事物。与女侠同样诞生于晚明的，还有一批骁勇善战的女将。如嘉靖间熊大木的《北宋志传》，与万历间的《杨家将演义》，描写杨门女将、穆桂英等大破幽州、十二寡妇西征……”[注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