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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投降:我们都是社交媒体的俘虏

时间:2017-12-28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刘柠 点击:
我投降:我们都是社交媒体的俘虏

十年前,读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时候,对弗氏所描绘的即将到来的世界其实还是懵懂的。彼时,美国还没出台十年签,申根国和日本的签证政策尚未放缓,虽然翻墙的技术门槛较低,但望着人肉翻墙者的背影和他们贴在国内各种BBS和博客上的西洋景,国人还是蛮难理解“世界是平的”。
 
拜社交媒体(SNS,即Social Network Service)——尤其是微信之所赐,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承“平”世界:今天,只要你感兴趣,无论是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还是日本东京的江歌案,借助微信之手,尽可实时获得相关信息;在世界各地旅行,总能碰见平端手机,对着手机底端的麦克发送语音信息的中国观光客;不仅是国人,一个老外,只要他对中国有兴趣,想深入了解,微信是最便捷的道具。我的朋友圈中,有不止一位年逾耄耋的外国汉学家。他们基本“潜水”,但有各自的朋友圈,把微信作为自己伸向中国社会的触角,或从中国频道接受信息的天线。
 
 
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人,只要互加微信,一定能从对方的朋友圈发现熟人。早在1967年,美国学者、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就提出了所谓“六度分割论”。大意是说,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者,不会超过六个——换言之,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认识一个陌生人,而这正是SNS的理论基础。但事实上,随着SNS技术和规模的发展,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短”,也许中间只隔了不到三个人。生活微信化以来,每个中国人的交际范围都扩大了,同学、旧识、前男女友、远房亲戚不说,过去八竿子都够不着的人也出现在朋友圈。可以说,百年前,列宁在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中的预言已经实现:“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是什么肤色,无论你是在异国他乡,你都可以为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但所凭的不是国际歌,而是微信二维码。
 
微信的日活用户增长趋势和中国人每天泡在微信上的时间表明,这种媒介正在深刻地改变社会,影响甚至改写了不止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判断。微信既然是一种SNS,便应有与其它社交媒体共通的属性。那么,人为什么需要刷微信呢?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置换为“人为什么需要SNS”。姑且不论基于特殊的国情和社会发展,已经大大超越国外主流社交软件的商务和媒体功能(这背后也有城市商业、信用体系不够发达和传统媒体迅速式微的背景),就SNS的一般属性而言,大致不外乎如下几种:想链接他人的社会诉求,想得到他人承认的价值诉求,想获得信息的功能诉求,以及通过向他人自晒而获得某种满足、提升自我评价的心理诉求,等等。
 
 
至于哪种诉求最强烈,是决定性的,哪些是次要的,则因人而异,殊难一概而论。如日本有些十来岁的青少年(teenager)社交媒体“中毒者”,手机永不离手,即使在做其它事(如看电视、上洗手间,甚至洗澡)时,也不停地刷脸书、推特或Instagram,被称为“nagera族”(指一边干别的,一边玩手机的主儿)。按说单纯使用SNS既不能获利,SNS本身也并非什么好玩的游戏,似乎不存在非玩不可的理由,可那些孩子却偏偏欲罢不能。对他们来说,道理是明摆着的——通过SNS,得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想得而未能得到的:孤独得到了慰藉;精神压力得以缓解;自我评价更新,从不带玩到被带玩,甚至成为兴趣小组的核心、成为有异性告白的存在……也难怪“中毒者”人口居高不下了。
 
SNS技术品质的提升,使我们的生活日益可视化,类似于电视的真人秀,那些倾向于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统统post到SNS上的人所在多有,倒未必一定是“中毒者”:从对世界的一声“早安”开始,到丰盛健康的早餐,到乘地铁或出租车的通勤,塞车的郁闷,到日常工作的恶心,对上司的吐槽;中间经过午餐、咖啡,如果是小资文青的话,下班后会有文娱生活,电影观剧音乐会,或约会饭局二次会,无论是哪个选项,剧照美酒菜单不可少;即使间或轮空,下班径直回家,小津安二郎范儿的“一人食”也必不可少;因时间充裕,“晚间剧场”是重头戏,话题不一而足;如果不出去宵夜的话,睡前一般会有红酒或夜茶;而午夜时分,手机关机之前,是对世界的“晚安”。如此生活,是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节奏,我们每个人在检阅别人生活的同时,也在接受别人的窥视,或全套,或部分,程度不同而已。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没人怀疑这种生活的真实性。
 
但是,每个人在SNS上的ID毕竟不等于物理的真人,因手机实名制的关系,在主流SNS中,微信与本人的重合度公认是最高的,但仍难与肉身直接划等号。我们所检阅或被窥视的,是被微信过滤过的“生活”,绝不是生活本身;每天清晨的“早安”和入夜的“晚安”,是通过以太空间传来的“回声”,而不是来自同一个屋顶下的客厅或卧室的问候。借用美国学者简·M.腾格在《自恋时代》中的表述,SNS的ID是我们在虚拟空间的“第二人生”。现实中人百人百态,人生各异,但在虚拟世界中,人们的选择倾向却惊人地一致,且高度同构:笑容迷人,衣着光鲜,绝少出现丑陋、衰老、肥胖。
 
 
今天,SNS上的信息正在以几何级数增殖——这一点,只需留心一下我们每天泡在微信上时间和每次更新智能手机时,对内存升级的需求便可窥一斑。我想说的是,如此日复一日,反复暴晒或被晒的生活镜像,将导致两种必然结果:孤独和自恋的加剧,且均伴随焦虑。先说前者。
 
孤独,与上述人们对社交媒体的社会、价值、功能性诉求一样,原本是促使人们走向社交媒体的动因之一,或者说,是人诉诸SNS的心理诉求之一种。现代人生活节奏快,交通发达,通讯便捷——这原本是文明发展的成果,是好事。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人与人的疏离:在交通和通讯手段不甚便利的年代,夜里打个电话,骑上单车,就可以制造一次浪漫的约会。可过于发达的通讯却反而不鼓励人们的联络,虽然人人都有手机。有手机后,少有人打电话。短信普及后,少有人打手机。而微信出现,人们连短信都觉得是种叨扰。人置身于钢混密林的现代都市,在经济社会中打拼,孤独原本是常态。但在孤独中,看到SNS上各种可视化的“别人的生活”,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吸引是自然的——所谓“生活在别处”。如此,一种不大不小、无可无不可的孤独感,经过社交媒体的放大,有时会成为无可排遣的“不要不要的”有毒情绪,不妨想一想饿汉深夜看到别人发美食照片时的感觉。可以说,正是无处不在的孤独感把人抛向了社交媒体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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