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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何没有留守儿童?

时间:2017-05-19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刘新宇 点击:
  
  提起上野,一般人会想起樱花和博物馆,但对于很多年长的东京人来说,它还是“东京玄关”——在1954年起的21年间,从日本各地乡村滚滚而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大多从此进入东京,开始了他们“农转非”的人生。
  二战结束后10年,进入高速发展期的日本,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象——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开始形成都市圈,其中的企业和商店为了应付高速增长,产生了“用工荒”,最严重的时期劳动力供求比达到1:3。而在乡村,日本特有的“长子继承制”依旧,二男三男没有土地和房屋可继承,过去他们还可以去参军或者进劳动力密集的煤矿,但战后由于军队不复存在,加上石油和电力逐渐替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因此日本乡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过剩,特别是在家中平均兄弟数6个以上的东北地区,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自然而然的,从1950年代开始,大批乡村年轻人自发涌入城市,而政府顺应这一趋势,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当年的歌星井泽八郎有一首流传颇广的歌:《啊,上野站》——“上野是心中的车站,假如人生必须从哪里开始,我宁愿是这里,因为车厢里还有故乡的气息”。当年,成千上万的打工者,怀着思乡之情和对未来的忐忑,唱着这首歌,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
  
  1954年4月5日下午3点33分,第一列专门运送农民工的临时夜行列车从青森发出,开往东京上野,拉开了长达21年的日本城市化大幕。
  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日本用20多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城市化改造,城市化率从30%一跃而成70%,这期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人口持续增长,其中以东京为最,目前东京都市圈人口为37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30%,相当于纽约和伦敦之和。如此迅捷的社会转型是否产生过问题,特别是像“留守儿童”这类对于乡村家庭的亲情撕裂现象?——这是我此次赴日的主要课题。
  户口
  日本有户籍管理,但没有限制;只有“誊本”,没有户口本,任何人(包括取得居留权的外国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在地登记即可,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这一点从根本上消除了以户口划线,制定各种“区别对待”的可能。任何人在本国国土上,自由迁徙,并且能够随处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
  为了对接城市和乡村的用工需求,1960年代,日本政府在全国设立了“公共职业安定所”,由政府出面一边搜集企业用工信息,一边跟学校合作,将整批的中学毕业生集体送至城市就业,史称“集团就职”。
  
  在一部摄于1959年、名为《就职第一年》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日本典型的“农民工”,他们是来自鹿儿岛中学的“集团就职者”。作为战后教改一个重要内容,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影片中的这些年轻人恰好赶上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紧缺。根据《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的数据,从1950年开始,城市劳动力的充足率(就职者人数/需求数)从接近80%,一直降到1965年的不足25%.也正因为此,这些被称为战后“金卵一代”的打工者受到了政府、社会和雇主的高度重视和呵护——虽然在早期也发生过社保不健全、工资拖欠和劳动条件恶劣等情况,但在一个劳动力卖方市场中,这些都通过市场和行政手段迅速得到了纠正,从而也保证了日本没有像拉美国家一样,出现由于工资低、保障差形成的大量城市低收入阶层和贫民窟。
  住房
  《就职第一年》记录了这些年轻的集团就职者们在大阪的日常生活,除了严格的入职教育、体检外,为了让打工者居有定所,无论是纺织厂、建筑公司、机械厂还是商店,都为初来乍到的打工者安排了宿舍。当这些打工者进入到成家立业的年龄,由都市再生机构(UR)建设的大规模高层公屋开始接力,这些住宅被称为“团地”,因为设计时配套了当时时兴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比起老旧的木质单门独户的房子,团地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时髦和理想的住房。
  在江户东京博物馆的一角,可以看到按照1:1的比例还原的典型团地“一户建(供一家人居住的公寓)”,虽然平米数不大,但小巧紧凑,一应俱全。根据博物馆展出的资料,这些在团地生活的外来务工家庭,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大件,在收音机、电视机、电饭煲等小家电拥有量上也都领先东京平均水平,可以说率先进入现代化生活。此外,所有公营团地都是出租房,入住顺序不再像之前公屋一样排队,而由抽签决定。并且门槛极低,无需保证人,虽然有年薪和儲蓄的门槛,但如果提前付清并不昂贵的1年以上的房租和押金,任何人都可以入住。
  
  孩子入学
  住房解决了,那么孩子的入学怎么办?当时的东京等大城市,实际上并没有对于大量务工人员的涌入做好准备,日本虽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对于城市人来说,因为户口的不存在,没法展现“原住民”的傲娇。
  当大量的集团就职者结婚生子,本地学校的容纳力迅速出现问题,城市政府没有选择限制“外来人口”,而是一方面在已有学校中扩容,加大班级学生数,开设更多班级,另一方面通过借用、租用等方式,动用力量大量建立应急式公立学校。因为日本的公立学校教师会按照一定的周期流动,不存在新老学校间的师资差别,因此不论临时急就的学校教学硬件如何,在师资能力、教育理念等软件上,同其他城市学校基本不存在差别。
  随着城市的逐步扩张,一些原本位于边缘地带的街区演变为“中心区”,到1970年代,新开设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后发优势甚至后来居上。当年人满为患的大班教育、临建设施不仅追上甚至赶超老校,当年农民工的子女也顺利完成教育,在升学就业和心理上与城市原住民孩子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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