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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活在喊痛的自由亦不得时代的文人

时间:2017-05-06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许纪霖 点击:
一个活在喊痛的自由亦不得时代的文人

  一年前,当杨绛过世之后,围绕着钱锺书夫妇生前评价,知识界曾经有一场大争论。虽然早已偃旗息鼓,但问题依然沉甸甸地潜伏在心底。最近读林语堂的作品,又重新浮出水面:从林语堂到钱锺书,皆是以逍遥风流、超脱闲适的道家姿态行走于世,难道他们真的是放弃了家国情怀与天下责任的犬儒吗?我们如何走入他们的心灵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篇小文,暂时放过钱锺书,来说一说林语堂。
  一般读者,只记得写《吾土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的林语堂,那是一个“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的优雅绅士,乐乐呵呵,雍然大度。然而,早年的林语堂,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短短十年间,他经历了从战士到名士、从名士到隐士的两度变化。
  聪明绝顶的林语堂少年得志,履历显赫,圣约翰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莱比锡大学博士,年纪轻轻就在清华、北大教书。二十年代京城的大学教授,分为《现代评论》与《语丝》两大阵营派,前者胡适是精神领袖,后者以鲁迅为马首是瞻。按照学术出身,林语堂应该归入前者,何况当年留学时胡适还倾其私囊资助过他。然而,林语堂毕竟出身于闽南一个小山村的牧师家庭,山野的自然蛮性让他不同于循规蹈矩的大户人家孩子,从小调皮捣蛋,精灵古怪。他最喜欢苏东坡,说“其可爱处,偏在他的刁皮”。
  一个人在阵营对立时的站队,有时候未必全然取决于思想倾向,更多地是一种精神气质的选择,林语堂与胡适、陈西滢在思想上同属自由主义,但他不喜他们过于浓厚的一本正经的绅士派头;相反地,周氏兄弟身上那种名士气,反而更让他感到气味相投。周作人说过,自己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林语堂与周氏兄弟、钱玄同这些语丝同人一样,都是“双鬼”缠身,除了绅士气,还有些流氓气或匪气。大凡名士,既是正途出身,体制中人;又落拓不羁,反抗主流。亦正亦邪,集两气于一身。何时为正,何时为邪,要看人生的不同阶段和历史的具体情境。
  
  语丝时期的林语堂,以老顽童的资历,与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笔战,嬉笑怒骂,追随鲁迅痛打落水狗,抗议政府对女师大学生迫害,还在街头用竹竿、砖石与警察打仗,很有一种战士的气魄。对方骂语丝派是一群“学匪”,林语堂索性接过来,以土匪自居,写了一篇《祝土匪》,讽刺学者虽然讲道德、士风,其实最爱的是自己的脸面。“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可以比较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太太很为丈夫担心,责问他为什么不好好教书,要去管闲事骂人?林语堂笑吟吟地回答:“骂人是保持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的丢尽了学者的人格。”
  北洋时期的北京,虽然政局混乱,但各路军阀,对读书人还算客气,只要不骂得太痛,听凭他们去折腾。乱世,是政治的不幸,有时却是文化的盛世、读书人的狂欢日。周作人说过:“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反背着的”。国家不统一,没有强力政府,纲常絮乱,文坛上人各“言志”,有思考和说话的自由,文学就有繁荣的春天。相反地,在太平盛世,统治者有精力来管文化,思想定于一尊,文学进入“载道”的路子,便进入了萧条的秋天。果然,等到北洋政权垮台,等来了国民党的一统天下,读书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四一二大屠杀让林语堂见到了太多的血,新派的国民党杀起人来,比老派的北洋军阀更狠、更无人道,而且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对舆论的钳制也是清末以来所未见,仿佛一夜回到了雍正乾隆年代。
  1928年,寓居上海的林语堂将前几年在北京写的战斗檄文编为《翦拂集》,在序言中流露出无限的悲哀:“勇气是没有了,但是留恋还有半分。远客异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纸招魂无谓的举动;南下两年来,反使我感觉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旧友的可爱。”严酷的舆论环境,令他不再想作无谓的牺牲,他告诉青年读者:“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将随而消灭。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觉沉寂的原因。有人以为这种沉寂的态度是青年的拓落,这话我不承认,我以为这只是青年人增进一点自卫的聪明。”
  在政治高压之下,《语丝》同人分化了。鲁迅依然以自己的特立独行,坚守战士的姿态。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则从战壕里撤出,躲到一边变为了名士。郁达夫说:“我不是一个战士,只不过是一个作家。”周作人感叹:“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的悲哀。”躲在八道湾胡同的知堂老人——其实并不老,只是心老了——看透了如今的民国,又回到了绝对专制的明代:“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林语堂也在上海的租界里发牢骚:“读书人谈不得国事,只好走入乐天主义,以放肆狂悖相效率。”
  于是,周作人、林语堂这两大名士,一北一南,办了两份杂志《骆驼草》和《论语》,不再谈国事,讲闲话,玩古董,“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以林语堂为主心骨的《论语》第一次以“幽默”为标榜。他解释说,孔子的两部大作,《春秋》可以匡正世道人心,挽既倒于狂澜,跻国家于太平,让乱臣贼子发生恐怖。而《论语》,实在是老夫子的幽默之作,“孔子是一怀才不遇者,怀才不遇而不慷慨悲歌,此乃孔子幽默之最特别处及出发处”。
  
  《论语》时期的林语堂,虽然隐在租界,却算不上真正的隐士。他有名士的超脱潇洒,更有名士的愤世嫉俗。表面看起来平淡冲和,其实内心是有忿忿不平之气的。他与周作人都自比明代的名士,但正如周作人所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循的色彩,但根本是反抗的”。中国的名士,从魏晋的竹林七贤、明末的公安竟陵,到民国的林语堂、周作人,悟透了统治者的残暴、社会的不讲理,他们不满、愤怒、悲伤,却有深刻的无力感,不得已打起精神,佯装成风流倜傥的潇洒,然而,在安全的半径范围之内,还是要对看不下去的黑暗讽刺几句,虽然是以幽默、调侃、正话反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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