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是孩子们入学的时候，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刚参加完儿子的入学家长会，她听到校长演讲中日学校怎样考“甲午海战”。中国的考题是：甲午海战是哪年发生的？历史意义是什么？然后老师会总结5点，让学生背熟，少答一点扣分。日本则会考学生：了解了甲午海战的历史之后，你认为日中之间还会有战争吗？谁会赢？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判断？
“是啊，这样下去谁会赢？”张泉灵在微博上感慨道。
旅华多年并在华娶妻生子的英国着名出版人马克·基多在英文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文章，声称准备携家带口从中国撤退。文中他特别尖锐地批判了教育问题，指出中国的基础教育只是一个“考试中心”，孩子们的天赋“被榨干”，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中国并没有这样一条大道，能把孩子培养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如胡适所说，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只消考察三件事，而第一件事就是看他们怎样对待孩子。胡适的眼睛的确够毒——近100年后的今天，在最应该被启蒙的年纪，我们的孩子没有得到应有的点化。在最需要先生指导、孵化想象力和创意，最大限度地发掘天赋的时期，我们的孩子缺乏真正能照亮他们心灵和智慧的好老师。
拟定一生蓝图
没有好先生就没有启蒙。大学是对一个人深加工的地方，而之前的底子和模样已经由基础教育打下：不论是小皇帝还是小公主，都得离开罩着他们的“父皇”“母后”进入学校，接受集体生活与正规授课的洗礼，学习各学科基础知识，学会待人接物，开始规律作息。这是他们社会化的起始，人格成长的初级阶段，像一枚干细胞开始迅速分化。此时从老师处学到的东西，完全融进生命、化入血液。大学之后所学，则只能作为附加知识——骨架已经搭起，骨缝已然闭合，不论是长肌肉还是长脂肪，总之是没法再长高了。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雕刻师，一天，他问正在雕刻石狮子的父亲，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雕刻师。父亲说：“看！拿这头石狮子来说吧，我并不是在雕刻这头狮子，我只是在唤醒它。”父亲进一步解释说：“狮子本来就沉睡在石块中，我只是将它从石头的监牢里解救出来而已。”
教育家朱永新先生毫不客气地给教师行业提高“准入门槛”：“教师是一个冒险甚至是危险的职业，伟人与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
如果说待启蒙者是一张纤尘不染的白纸，那启蒙先生无疑参与拟定了待启蒙者一生的心中蓝图。1909年12月8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操场进行演讲之时，讲至国耻民辱不胜激愤，热泪如倾，当场挥刀将自己的左手小指砍下，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交给请愿团。时为其学生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起徐特立的壮怀激烈，认为“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0岁入学，他的启蒙先生钱伯圭年轻时曾游学于上海，是深藏不露的革命党人。一天，钱伯圭拉住钱穆问：“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是这样吗？”钱穆称是。老师告诉他：“这样的书不要再读了。一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因为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才会这样。像现在欧洲的英、法等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该学他们。”
一番教导，让钱穆顿觉“巨雷轰顶，全心震撼”。多年之后他回忆道，自己毕生所从事的治学研究，其最初动力都来自于老师的这一番启发。他自己入大学执教之前曾做过10年小学教师，8年中学教师。钱穆晚年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
这也是为什么着名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总说自己“有一种癖好”，就是“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他教大学之前在贵州教过18年的中学。如今这“癖好”愈演愈烈，钱教授退休之后没有在家养花种草，而是回到母校南京师大附中给中学生上了一个多月的课，讲古典讲鲁迅，还马不停蹄地义务到各地给年轻人讲课。他自己说，像钱穆那样的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早在“五四”时就形成了传统。
最近出版界涌起一股“民国老课本热”，尤其是1932年的8册版《开明国语课本》，其影印本多次卖断了货。这部教材由叶圣陶编写课文，画家丰子恺绘制插图，清新质朴，简洁实用，毫不陈腐。当时的钱穆、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等知名大家都曾入中学任教，佳话颇多，一个年级的学科组就能强过现在的一所大学。
可我们今天的老师，论学养论人格魅力，有几人能担得起“启蒙先生”这4个字？他们只是枯燥的国家考试机器上的螺丝钉，不关心学生如何做人，只关心他们的分数。
诗人于坚有一天送孩子去上学，下雨天路滑，到校门口时考试铃声响了，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往进挤，生怕迟到。有个女生滑倒了，于坚吃惊地看到——学生们没有一个人去扶她，女生自己挣扎着爬起来。他不由慨叹道：“现在的学校到底教了些什么？”
今年4月份，江苏启东市一所中学的一名学生被安排在升国旗仪式中发言，可他却把此前由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偷梁换柱”，临时发表了一番火力十足的教育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