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兄刊发于“腾讯·大家”的大文《帝王父子政见之争背后》，讲述了一组发生在历史上的帝王父子之争，并指出政争背后存在着帝王意志与儒家理念之间的深刻分歧。读后觉得意犹未尽，便顺着明扬兄的话题，从另外的角度再作阐述。不过我分析的重点不是父子政争，而是放在围绕夺储而展开的骨肉相争上。
稍微了解历史的朋友大概都会知道，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发生过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骨肉相残、同室操戈的事情。我们且略举数例，秦朝：太子扶苏与胡亥集团明争暗斗；汉朝：有明扬兄提到的“巫蛊之祸”；魏晋时代：曹丕、曹植兄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隋朝：杨广弑父杀兄而登上皇位；唐朝：有“玄武门之变”；宋朝：有“斧影烛声”的悬案；元朝：元文宗弑天顺帝，复弑兄长元明宗；明朝：有“靖难之役”；清朝：有“九王夺嫡”的传闻。
其实，在西方的历史上，王宫内也从不缺少骨肉相残的血迹，比如查理曼帝国在公元9世纪便发生了国王与儿子的战争。
为什么宫廷之内这么容易出现父子反目、手足相残的人伦悲剧呢？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皇位所代表的荣耀与权力太有诱惑力了，当初秦始皇出巡，威仪万千，威风凛凛，项羽见了，便想“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见了，则想“大丈夫生当如此”。项羽与刘邦还是草莽之人，都忍不住生出觊觎皇位之念，而那些距皇位只有一步之遥的皇子皇孙们，更是难免垂涎欲滴。为夺得大位，什么父子之亲、兄弟之情，都可以抛之脑后。
二是历朝未能建成一套预期稳定、可操作性强的制度化皇位继承方案，立嗣的不确定性太大，往往受皇帝意志、权臣态度、皇子势力左右。儒家主张的“嫡长制”，倒也符合预期稳定、可操作性强的立嗣原则，但从历史实践来看，嫡长制并未获得严格执行，有研究者统计过，“在中国从秦至清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2/5的皇帝是依靠嫡长子继位制登上皇位的。”可见嫡长制虽为儒家心仪，却未能落地生根，成为稳固不易的制度。
如果我们同意上面的分析，那么便可以对症下药提出化解夺储之争的方案。针对“皇权太诱人”的问题，解决之道便是“虚君化”，即只保留君主的尊贵地位，限制君主的权力。皇位所代表的权力如果非常有限，就不太容易激励周边的人起觊觎之心，铤而走险。
这几年我潜心研究宋史，确信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有一个重叠共识：大体上都赞同“虚君共治”。比如北宋理学家程颐解《周易》，提出：“进居其位者，舜、禹也；进行其道者，伊（伊尹）、傅（傅说）也。”意思是说，天子（舜禹）只是天下的主权者（进居其位），宰相（伊傅）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进行其道）。余英时先生认为，“程颐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首；通过‘无为而治’的观念，他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
余先生目力过人。我再引证两条宋代士大夫的言论，以支持余先生的立论。南宋理学家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则不苟察其所为，但责其成耳。”表达的也是“虚君共治”的意思。
另一位理学家朱熹亦认为，君主的责任是“修德”为天下垂范，同时任命贤能的宰相治理天下，再任命台谏对宰相的权力进行监察和制衡：“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来。有一好台谏，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显然朱熹也赞成“虚君”，他心仪的政体是君主端拱于上，下面设“二权分立”：政府执政；台谏监察。
我当然不会认为宋代已经实现了“虚君立宪”，但说“虚君共治”是宋儒追求的理想政治，应该没有疑问。“虚君”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即可以降低觊觎者对皇位的兴趣与热情，至少从理论来说是如此。一个“联即国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名言）的位子，显然要比一个“快意事也做不得一件”（宋神宗语）的位子更能够吸引野心家。
针对皇位继承不确定性太大的问题，儒家主张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即嗣君的人选，以出生时间为标准，而不考虑其人贤或不肖的后天因素，长子为嗣，哪怕他的才德在其他兄弟之下。“立子以贵不以长”则是针对多妻制提出的补充，即皇后（王后）所出的嫡子比嫔妃所出的庶子具有成为嗣君的优先性，哪怕庶子的年纪比嫡子大，也应该以嫡子为皇嗣（王嗣）。这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嫡长制”。
嫡长制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先天性的、非人力所能改变的条件，将嗣君的人选限定为一个人。哪一位皇子可以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完全取决于先天，这样，便可以避免诸子为争夺继承人的资格而手足相残。相比之下，“立贤”的继承方案，虽然“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如何衡量一个皇子贤还是不肖，从来都缺乏客观的标准，这就非常容易引发竞争、斗争乃至战争。用南明士大夫路振飞的话来说，“议贤则乱，议亲则一”。
明朝算是历朝中最为严格实行嫡长制的王朝。在明朝16任继位皇帝中，至少有10任是按照嫡长制继位的，还有4任是因为先帝没有子嗣而按血缘近远的原则成为嗣君，只有2名嗣皇帝完全不具嫡长子的身份。万历年间，神宗皇帝迟迟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意欲以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为嗣，却遭到众大臣的抵制和抗议，从而拉开一场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最后，身心交瘁的明神宗不得不让步，遵从嫡长制，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