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导演要在盛典氛围和政治总结之间寻找交叉点，既躲不开上层的审视，
又惹不起递“条子”的关系户和财大气粗的赞助商。身心俱疲之后，
他们最想说的或许就是时下最流行的那句话：
“你行你上啊！”而今年将要面临这些困境的，是冯小刚。
“我们是在给中央电视台‘演’春晚导演。”2001年，导演王冼平接到了43张推荐演员的“条子”。卸任之后，她说再也不想碰春晚。
陷入开会和审查的疲劳战，卷入名利的漩涡，穷于应付“条子歌手”和广告商……这是春晚导演们普遍面临的窘境。
事实上，这些精神层面的痛苦还是第二波，对所有导演而言，第一种痛是生理上的。
1993年，央视首次采用竞标方式选拔春晚导演，36岁的大个子张子扬中标。据《中国周刊》报道，晚会播出前，正当壮年的张子扬连续五天没休息、三天没吃饭，“从裤腰以下全被汗水浸湿，双手扳控制键已经扳得僵硬麻木”。担任过语言组导演的马东也说，“当春晚导演是个苦差事，首先身体得好，禁得住几个月的熬夜；其次得脸皮厚，禁得住正月里的骂声”。
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导演，春晚排练的超大强度更显残酷。2004年，毫无思想准备的袁德旺在57岁时接到执导春晚的任务，创下了春晚导演的年龄之最。
“每天都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时候这个会还没开完，下一个会已经来了。”据他回忆，由于很多演员和作家不习惯早起，央视编导和他们的沟通只能放到下午，春晚栏目组自己的碰头会自然就持续到深夜。
最忙的时候，袁德旺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凌晨三四点钟刚躺下，早上八点就要到台里开例会，基本属于“以台为家”。睡眠不足，体力不支，不仅让他累得不知所措，心情也越发糟糕。
他们的困顿和苦恼，映射的是春晚多年的痼疾，也是30年来中国献礼文化的投影。而今年，将要面临这些困境的，是冯小刚。
看不见的领导，看不见的手
即便疲惫不堪，也得强打精神。因为节目筛定、排练后，还要面临“审查”。在春晚这场马拉松般漫长的拉锯战里，不论你是经验丰富的春晚“老人”，还是新鲜上岗的指挥者，审查都是磨练心力的一道关卡。
2009年，郎昆（导演过2009年等多届春晚）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上春晚要过“六道关”。中宣部、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组成的领导小组都对节目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在袁德旺看来，需要考虑的不止是这几个部门的意见，还有管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光明日报社，更不用说中组部、公安部、共青团，甚至妇联的领导都有发言权……开研讨会时，有时十几个人讲完才轮到袁德旺自己发言。
审查标准包括“艺术标准、宣传口径标准、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前者好理解，后面的两个标准，则取决于节目播出后是否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是否在宣传口径上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郎昆举例说，语言类节目中若讽刺医生、教师、公安，那都会形成“对一个行业巨大的伤害”，哪怕只是一句话不妥，整个节目也会被无情地砍掉。
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在亲身领教过春晚的审核之后，感慨地说：“春晚的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伤害这个国家的形象，其实相声根本就没必要在那里出现了。”
赖声川的名作《千禧夜，我们说相声》针砭时弊，对权贵阶层审美趣味和“政治秀”的嘲讽犀利痛快。2002年春晚总导演陈雨露原本希望赖声川的表演团队能在除夕上演一段《千禧年》的“精简版”。在她的请求之下，赖声川字斟句酌地修改了14次，改到陈雨露都觉得“自己是在折磨赖声川”的地步。
其实从头到尾，领导们都没有向陈雨露指出改动的具体理由和方向，“揣摩”成了春晚导演们的必修课。于是，除夕夜，春晚舞台上的《谁是贝勒爷》和原作相比面目全非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在春晚正式开场后，“上头”的意见也随时会改变节目的走向。
1987年春晚，导演邓在军选定歌手费翔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编导会上，领导觉得表演时的迪斯科动作太夸张，要求拿掉。结果直播时，领导发现这些动作还在，就在话筒里大声喝令：“邓在军，不能切全景！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于是，那次载入春晚史册的表演，播出时整首歌后半段的镜头只有近景。
有时候，负责审查的领导还会“记仇”。1998年春晚，导演孟欣为那英和王菲度身定制了《相约1998》，却在大年三十当天接到通知要拿下节目。那英打听缘由，时任央视台长的杨伟光亲自过问后才得知，前一年王菲拒绝为春晚修改歌词，得罪了人，因而遭此待遇。幸好导演最终顶住了压力，两位天后才有机会在春晚舞台同台献唱。
近年来，春晚甚至遭遇了“全民审查”。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小品统筹王宝社参加过多届春晚的创作，某年有一个小品在审查时，剧作家闫肃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第二天，马上就有民间声音批评这个小品丑化兽医，结果，节目临时取消。其实，整个小品里只有几句取笑兽医的台词。
“政治毁了我们的春晚”
一道道审查过后，奉献给观众的会是怎样一台晚会？不用多想，每年的开场永远是花团锦簇；歌曲演出注定是华服艳丽……在八股式的主持语言和宏大主题的烘托下，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了极具符号意味的新民俗，实现了从领导到百姓对现代中国的“共同想象”。
研究者潘知常指出，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春晚让国人在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压抑后获得了释放，那90年代以后的春晚则更多地展示了欢庆太平盛世的虚拟仪式。网友评价：“以颂（庙堂之声）为主，以雅（文艺之声）为辅，以风（百姓之声）为补。”
袁德旺回顾说：“1990年以后的春晚，基本上变成了对过去一年党和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回顾和总结，节目本身是以庆典的方式来播出，它必然越做越大。舞美越来越讲究，纯粹政治化的语言在串联词中越来越多。”
央视前副台长洪民生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尤其是最近五年，路子不对，老百姓过得还很苦，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在他的时代，春晚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电视人的信仰是万家争鸣，“政治毁了我们的春晚，”他说得很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