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成一个你恨的人
—— 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
1926年8月26日，在北京女师大为期一年“驱杨风潮”中大显身手的许广平与鲁迅一同离京，前往广州就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被杨荫榆斥为学生中的“害群之马”的她开始为人师表，但是她的表现跟杨荫榆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做学生，她骂杨荫榆是恶婆婆；做老师，她又叹自己乃童养媳。如果把许广平做学生的一面定作A面的话，那么做训导主任就可称作B面了。观察许广平的A、B两面及面与面之间的切换路径及心理历程，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文章很长，分期载发，读者诸君要有些耐心呵。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致鲁迅的第一封信发出，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在这封信中，许广平谈到了她对于学校的困惑：“有人以为学校场所，能愈隔离城市的尘纷、政潮的影响，愈是效果佳些，的确！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记得在中学时代，那时也未常不有攻击教员反对校长的事情发生，然而无论反与正的二方面总是偏重在人的方面权衡它，从没遇过在利的方面去取过，先生！这是受都市政潮的影响呢，还是年龄的继续增长戕害了他呢？先生！你请看看吧！现在北京学界中发生了驱逐校长的事，同时反对的，赞成的，立刻就各标旗帜，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留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饼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去取，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今日被买一个，明日被买一个……在买者蝇营狗苟，凡足以固位恋栈的无所不用其极，有洞皆钻，无门不入。被买者也廉耻丧尽，人格破产。似此情形，出于清洁之教育界人物，有同猪仔行径其尤可愤恨的，这种含多量细菌的空气，乃播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校长女学生身上。做女校长的，如其确有谋该校教育发展的干材的伟大教育高见，及其年来经过成绩，何妨公开的布告，而乃‘昏暮乞怜，丑态百出，啧啧在人耳口’。呜呼！中国教育之前途。但是女校长或者因环境种种关系，支配了她不能不如此！而何以校中学生，对于该事乃日见软化，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种种反对条件，转眼就掉过头来噤若寒蝉，或者明示其变态行动。呜呼！此中国女子教育之前途！或者此政潮影响教育之前途！！！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以悲观痛哭的了。”[1](p1-2）
我们得先谈谈这封信的背景：
其一，这是许广平写给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女师大兼职教师、中国文化名人鲁迅的第一封信。许广平，笔名景宋，当时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文科三年生，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是正在进行的女师大风潮，即驱杨运动中的领军人物。
按许广平1940年的回忆，当时驱杨比较“慷慨激昂”的，乃是她同班的林君、P君、W君，她们都是学生会会员，有纠察等职务。而她自己“还冷静，私自向同室而又同乡的林君提醒，闹起风潮要当心，不要被人利用。她很聪明地放手，不去过问了。”[2](p115）
问题是，自己人可以放手，别的人不可以放手，待听说P君和W君也都放手后，许广平不愿意了：“虽然直接感觉到讨厌杨荫榆的一些德政，但是阅世不深，惟恐动辄被人利用的观念太牢固地主宰着我，所以不但劝林君置身事外，同时自己也和她取一致的态度。可是，当一个大的浪潮打到涯岸的边缘的时候，是没有一粒砂石能够不被冲击的。在眼看到瘫软下来的一个个激剧变动的人们，比在阳光下消失了的冰雪还要急透。不由得惹起我的反感，内心拨动了应战的火焰。当时就想：‘让我来试试，看有谁会敢来给我发命令！’于是在同班退下来了不过问的低潮中，我挺身而出，以总干事的资格出席去了。”[2](p115）
这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在内。你提醒好友林君别被人利用，别闹了，那人家P君和W君就没有好友提醒？事实上，这两个女生乃是女师大附中毕业的，附中主任（许广平专门括注是女性）找她们谈了谈话，之后她们就放手了，而且其他附中出来的女生也不闹了。按许广平的话音，谈话的精神不外是女人当校长应该拥护。[2](p115）
是啊，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这不正是女权的标志吗？女生不该拥护吗？可是总有更激进的女生，管她女校长不女校长，反正我们看不惯。看不惯仅是情绪，但这种情绪，恰恰可能被利用。因为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五四之后由于新思潮的涌入、政治运动的兴起和政治党派及其意识形态的运作，导致基础太弱、底盘不稳的学生几近忘却学校为何如地、学生为何如人。某些政党给学生灌输的道理不外是“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 [3](p402）遂致有心人士感叹说：“学校成为党部，学生变作工具，读书求学遂成为反革命”。 [3](p247）一句话，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自运动变成了被运动，以至于当时的兵被骂作丘八，学生就赢得“丘九”之称！[3](p433）
这一点，连日本那个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1889-1949）都看不下去了。从年龄对比，石原莞尔比许广平大九岁，上学时也跟老师搞不好关系（原因据说是太聪明太骄傲了），191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20年调入华中派遣队司令部，进驻武汉。这家伙早想来中国了，中国辛亥革命的时候，他驻在朝鲜，听说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他把自己手上的一小拨兵带到一个山上去对天鸣枪，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这是日本泛亚主义的一种共同情绪，就是中日一体，黄色人种合力抵抗白色人种云云。孙中山身边的那些日本浪人与日本政要，不管真心还是假意，也经常与孙中山如此共鸣，互相感动中。有些可以是真的，有些却是放烟幕弹。石原莞尔当时对中国抱了无限的希望，也是可以有的。但是等他到了中国，考察一年之后，便彻底失望了。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希亮的话转述，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这个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