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温故而无知新的1942

    1942~43年的沦陷区，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具有卓越地位的美术大师蒋兆和先生创作了他的不朽名作《流民图》，而在属于国统区的河南境内，发生着性质相同、但程度更加惨重的事情。70年后的2012年，电影导演冯小刚用他的镜头和70万尺胶片，以动态的方式将这个灾难故事再现于大银幕之上。

    虽然冯同学在叙事结构上一如既往的流于形式，其电影的艺术性永远不足，但是不可否认，这部电影是今年国产片里最出色的扛鼎之作，年关下的压轴大戏。最起码，冯小刚、刘震云和华谊兄弟这种踏踏实实从土里刨食式的创作态度，要比那种故意弄个3D空中楼阁的国产电影更给力，更实在。至少我们必须肯定一点，冯同学对史诗电影的驾驭手法的确更加纯熟了，这部创作目的纯粹的《1942》，就比《唐山大地震》那种打着灾难悲情幌子公然作植入广告的伪大片要强的多。

    我们不妨把《唐山大地震》和《1942》这两部电影做一个类比——前者是一个单纯的由自然灾害引发的悲剧故事，这个持续二十载的史诗苦情戏的元凶是老天爷，众所周知，老天爷的责任是无法追究的，属于让保险公司理赔部经理可以理直气壮拒绝掏钱的“不可抗力”；但是后者可不仅如此。

    “1942年冬到1944年春，因为发生了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这是在电影《温故1942》前期预告片的结尾，原著作者刘震云的一段独白。在冯导的电影中，因旱灾而引发的粮食危机，恐怕只是开启这个悲惨故事的一个引子，而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自然灾害，而是以大旱和蝗灾为诱因，在战乱、兵祸、疾疫和官场贪腐共同作用下才导致的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就因为其原因是如此的复杂，是一场天灾和人祸共同作用的故事，所以才不能只简单地去赚取表示同情的眼泪，而缺少犀利的剖析。

    但是很遗憾的是，冯小刚的视野所能达到的层次仅仅到此为止，就不再继续了。作为一个平民导演，他和普通人一样具有同情弱者、悲悯苍生的那种普世价值观，也自认为凡人都善忘，很需要在太平盛世时给予诸生必要的居安思危，还自诩肩负着要将真实的历史告诫于今人的伟大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有为民落泪的同情心，但接下来却鼓不出亮起嗓子为民呐喊的勇气，更没信心为民寻找出路——电影的主角踏上的是一条逃荒而不是逃生之路，而且最后也没有到达终点。就如电影里哪些饥民，完全是随波逐流，走到哪算到哪，直到自己断气，就不走了，一种随遇而安，听天由命的妥协精神。因此冯的电影里就不会出现一个持枪跃马，敢于混入体制内改变格局的马匪胡子；而只有一个处在旁观者身份、关键还有良心肯冒险的美国新闻记者，让一个与中国式处世哲学毫不兼容的、以美国牛仔冒险精神和追求新闻价值的洋人，采取对党国政府官员旁敲侧击的方式，去完成这个为民请命的重大任务。冯的电影就类似一个为了吸引眼球的新闻纪录片，能够做到服务人民和感动观众，却一直接不上最关键的那股子地气。

    冯的这种总是遵从大众思想习惯的创作思路，就让他永远是个平民导演，而成不了电影大师。他的作品总是榨好葡萄汁，放入小苏打，以无酒精碳酸饮料的形式示人；而能让作品产生本质变革的果酒发酵法，他拿捏不住。

    我可以用“隔靴搔痒”这个成语作为例子来做说明冯在这部电影身上的得与失——实际上，冯小刚很聪明，他在观众面前已经知道并且做到了要把厚靴子和臭袜子都脱掉，这样才挠的舒服痛快，挠的酣畅淋漓；但是因为他本人和某些客观的原因，他做不到告诉观众：这种奇痒是由真菌引起的，哪些手段可以彻底止痒。

    挠痒和止痒，这就是境界的差别。

 

    在《1942》里有两条贯穿始终的情节线——从重灾区延津逃荒出来的老范家和瞎鹿家、国民党政府从委员长到河南地方的军政大员，二者之间不产生任何故事冲突上的交集。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张涵宇扮演的天主教传教士；有良心敢冒险的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有机会混迹于官场罅隙、试图借灾荒战乱谋发达之道的厨子；借赈灾发国难财的军需官……

    在这里必须肯定一点：冯小刚在小人物的细节刻画上有非常独到的功力，并且驾驭手段也随着他对这种题材经验的积累而变的愈加如火纯青。但是《1942》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不是张国立扮演的东家，而那几个不与情节主线重合的小人物却是全片中最抢戏的角色，尤其是范大厨和张神棍，这二位的每一次短暂出现都如同一个精致设计的小品段子，他们发散出来的气场都会毫不留情地掩盖住主角的光芒。当观众看完全片后，即时出现的悲悯会在年末的冷空气冰镇之下迅速退回体内，而只剩下对小品短剧津津乐道的回味——这曾经是冯小刚早年喜剧片里最让他自得的地方，但现在很可能成为让人尴尬的解读。我这话也不是空穴来风，电影中范大厨和张神棍出现的地方，是全片中笑场最集中的地方——喜剧的张力在某些片段压过全片的悲惨气氛；现在电影上映仅仅三天，那首雷人的弥撒曲也已经开始在网间传唱起来了。

    在一些媒体对本片的报道中，称这部电影里的诸多人物反应了1942年大灾荒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脸谱。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所谓三教九流之分，都是天下太平时的社会分工，一旦社会陷入类似影片中的大动荡，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在洪流挟裹下被卷入各色人等汇集的群体，最后一概被简化成两个最简单的阶层：官和民。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人上千年来在“惟有读书高”式的官本位思想作用下的必然筛选结果，充其量只存在若干细化的区分，而不会有定性上的偏差。在老百姓眼里，为民说话的就是好官，辋顾民心的就是庸官，扛衔拿枪的就是军官，前呼后拥的就是大官；同理，在官的眼里，安分守己的就是顺民，聚众滋事的就是刁民；有家有业的就是居民，四处游蹿的就是流民。

    《1942》这个电影基本上勾画出从愚民到流氓的转进史和中国的官场风格，但是这个勾画的过程就显的过于轻浮，和整个影片的基调不相称。随着委员长在深明大义的实业家面前承诺一句对贪官要“杀一批”，镜头一切，就以枪毙贪污赈灾粮的军需官董家耀来做了一个了断。要知道，早在距今18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曹操就借另一个军需官王垕的脑袋，已经非常成功地平息了一场基层军人对最高统帅部的信任危机，而在电影中将类似的出现，我只能善意地理解成是历史的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