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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自传(6)

时间:2018-08-08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沈从文 点击:
  为什么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心中许多疑问,回到家中时问爸爸,爸爸只说这是造反打了败仗,也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当时以为爸爸那么伟大的人,天上地下知道不知多少事,居然也不明白这件事,倒真觉得奇怪。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事永远在世界上不缺少,可是谁也不能够给小孩子一个最得体的回答。
  这革命原是城中绅士早已知道,用来对付镇 镇,和辰沅永靖兵备道两个衙门的旗人大官同那些外路商人,攻城以前先就约好了的。但临时却因军队方面谈的条件不妥,误了大事。
  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城防军把防务布置周密妥当后,就分头派兵下苗乡去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平常杀人照例应当在西门外,现在造反的人既从北门来,因此应杀的人也就放在北门河滩上杀戮。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十一个人,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常常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被杀的差不多全从苗乡捉来,糊糊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才明白行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
  这愚蠢残酷的杀戮继续了约一个月,才渐渐减少下来。或者因为天气既很严冷,不必担心到它的腐烂,埋不及时就不埋,或者又因为还另外有一种示众意思,河滩的尸首总常常躺下四五百。
  到后人太多了,仿佛凡是西北苗乡捉来的人都得杀头,衙门方面把文书禀告到抚台时大致说的就是苗人造反,因此照规矩还得剿平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捉来的人一多,被杀的头脑简单异常,无法自脱,但杀人那一方面知道下面消息多些,却有点寒了心。几个本地有力的绅士,也就是暗地里同城外人沟通却不为官方知道的人,便一同向道台请求有一个限制。经过一番选择,该杀的杀,该放的放。每天捉来的人既有一百两百,差不多全是苗乡的农民,既不能全部开释,也不应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续,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茭,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四分之三,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
  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份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
  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
  第二年三月本地革命成功了,各处悬上白旗,写个汉字,小城中官兵算是对革命军投了降。革命反正的兵士结队成排在街上巡游。外来镇守使,道尹,知县,已表示愿意走路,地方一切皆由绅士出面来维持,并在大会上进行民主选举,我爸爸便即刻成为当地要人了。
  那时节我哥哥弟弟同两个姐姐,全从苗乡接回来了。家中无数乡下军人来来往往,院子中坐满了人。在一群陌生人中,我发现了那个紫黑脸膛的表哥。他并没有死去,背了一把单刀,朱红牛皮的刀鞘上描着金黄色双龙抢宝的花纹。他正在同别人说那一夜扑近城边爬城的情形。我悄悄地告诉他:我过天王庙看犯人掷筊,想知道犯人中有没有你,可见不着。那表哥说:他们手短了些,捉不着我。现在应当我来打他们了。当天全城人过天王庙开会时,我爸爸正在台上演说,那表哥当真就爬上台去重重地打了县太爷一个嘴巴,使得台上台下都笑闹不已,演说也无法继续。
  革命使我家中也起了变化。不多久,爸爸和一个姓吴的竞选去长沙会议代表失败,心中十分不平,赌气出门往北京去了。和本地阙祝明同去,住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组织了个铁血团,谋刺袁世凯,被侦探发现,阙被捕当时枪决。我父亲因看老谭的戏,有熟人通知,即逃出关,在热河都统姜桂题、米振标处隐匿(因为相熟),后改名换姓,在赤峰、建平等县做科长多年,袁死后才和家里通信。只记到借人手写信来典田还账。到后家中就破产了。父亲的还湘,还是我哥哥出关万里寻亲接回的。哥哥会为人画像,借此谋生,东北各省都跑过,最后才在赤峰找到了父亲。爸爸这一去,直到十二年后当我从湘边下行时,在辰州地方又见过他一面,从此以后便再也见不着了。
  我爸爸在竞选失败离开家乡那一年,我最小的一个九妹,刚好出世三个月。
  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地方有军役的,依然各因等级不同,按月由本人或家中人到营上去领取食粮与碎银。守兵当值的,到时照常上衙门听候差遣。兵马仍照旧把马养在家中。衙门前钟鼓楼每到晚上仍有三五个吹鼓手奏乐。但防军组织分配稍微不同了。军队所用器械不同了,地方官长不同了。县知事换了本地人,镇守使也换了本地人。当兵的每个家中大门边钉了一小牌,载明一切,且各因兵役不同,木牌种类也完全不同。道尹衙门前站在香案旁宣讲圣谕的秀才已不见了。
  但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
  民三左右地方新式小学成立,民四我进了新式小学。民六夏我便离开了家乡,在沅水流域十三县开始过流荡生活,接受另一种人生教育了。
 
  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我改进了新式小学后,学校不背诵经书,不随便打人,同时也不必成天坐在桌边。每天不只可以在小院子中玩,互相扭打,先生见及,也不加以约束,七天照例又还有一天放假,因此我不必再逃学了。可是在那学校照例也就什么都不曾学到。每天上课时照例上上,下课时就遵照大的学生指挥,找寻大小相等的人,到操坪中去打架。一出门就是城墙,我们便想法爬上城去,看城外对河的景致。上学散学时,便如同往常一样,常常绕了多远的路,去城外边街上看看那些木工手艺人新雕的佛像贴了多少金。看看那些铸铁犁的人一共出了多少新货。或者什么人家孵了小鸡,也常常不管远近必跑去看看。一到星期日,我在家中写了十六个大字后,就一溜出门,一直到晚方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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