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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亲最后的对话

时间:2017-05-30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阿图·葛文德 点击:
最好的告别(全文在线阅读)> 和父亲最后的对话
  
  
  最后,是时候交代一下我父亲的故事的结局了。虽然做了所有的准备,虽然自认为懂得许多,但我们还是没有准备好。自从初春他接受善终服务以来,他好像到达了一个新的、不完美但是还可以把握的稳定状态。靠着我母亲、她请来的各种助手及他自己钢铁般的毅力,他过上了数周的好日子。
  
  的确,每一天都有其痛苦和屈辱。他每天都要使用灌肠剂,会把床弄脏。 他说镇痛药使他的头“迷糊”“混乱”“沉重”,他对此非常讨厌。他不想“被镇静”,他希望能够见人、跟人进行交流。然而,疼痛毕竟是更糟糕的事。一旦减少用药剂量,他的头就痛得厉害,脖子和背也会刺痛。受到疼痛困扰的时候,疼痛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他不断胡乱摆弄镇痛药,尽力想要找出既不让他觉得痛,又不让他头脑混乱的搭配——他希望感觉正常,像身体没垮的时候那样。但是,无论他用什么药、无论尝试任何剂量,正常都是遥不可及的状态。
  
  然而,够好的状态还是可能达到的。在整个春天和初夏,他都还能举办晚宴,并坐在首座主持。他为印度的大学制订了新楼修建计划。尽管难以控制他无力的手,他每天还是发出十多封邮件。他和我母亲几乎每天晚上一起看电影,为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经过两周奋斗在温布尔登获胜而欢呼。我妹妹把新男友带回了家,觉得他可能是“那个人”——他们后来真的结婚了,我父亲为此高兴极了。每一天,他都会发现一些值得为之而活的时刻。几周变成了几个月,似乎他可以将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下去。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其实是有征兆表明他不会维持很长时间的。他的体重持续下降,他需要的镇痛药剂量不断增加。8月的头几天,我收到他发给我的一系列乱码邮件。
  
  通电话的时候,他的语速慢了,句子之间有长长的停顿。他解释说他有时候觉得糊涂,交流出现了困难。他说他的邮件没有意义,虽然刚开始写的时候他觉得有。他的世界的大门正在缓缓合上。
  
  8月6日早上8点钟,我母亲惊慌失措地给我来电话,说:“他没醒来。”他有呼吸,但是她唤不醒他。我们以为是药物的原因。我母亲解释说,头天晚上,他坚持要吃一整片丁丙诺啡(这是一种麻醉药片),而不像过去,只吃半片。她劝他半天,最后他都发火了。他说,他不想痛。现在,他醒不过来了。作为曾经的一名医生,我母亲检查了他的瞳孔,瞳孔显示出麻药过量的特征。我们决定等待,等麻药过效。
  
  三个小时后,她又给我打电话。她叫了救护车,而不是善终服务机构。“他脸色都泛青了,阿图。”当时她在医院急诊室。“他血压50,还没有苏醒,血氧水平很低。”医生给他用了纳洛酮,这是一种纠正麻药的药,如果他是麻药过量,那么,这种药可以让他苏醒,但是他没有反应。胸部X光片显示他右肺肺炎。他们给他戴上面罩,输100%的氧气、抗生素和液体。但是他的氧饱和度升不到70%以上——达不到活命的水平。我母亲说,现在医生问要不要给他插管、静脉滴注维持血压、转到ICU。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也就是做决定的责任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经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我们已经做过艰难的谈话了,他已经明确交代过他希望如何书写故事的结尾——他不希望用呼吸机,不想受罪;他希望待在家里,和他爱的人在一起。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不遵循固定的方向,这对代理人的心智构成很大的困扰。仅仅在一天以前,他都还好像可以再活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而现在, 她得相信他最多不过还有几个小时。我母亲的心都要碎了,但是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以后,她认识到我们冒险走的路是一条下坡路,重症监护为他维持的那种生活绝对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结尾不仅仅是对死者重要,也许,对于留下的人,甚至更重要。她决定告诉他们不要插管。我给我妹妹打电话,她正好要上火车去上班。她也没有为这个消息做好准备。
  
  “怎么会这样?”她问道,“我们确定他不能回到昨天的状态了吗?”
  
  我说:“看来不太可能。”家庭所有成员对这类情况看法一致的情况不多。 我第一个意识到我父亲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我最担心犯下延长他痛苦的错误。我把宁静终了的机会视为祝福。但是,我妹妹,特别是我母亲,觉得完全不确定他已经到终点了,他们最怕犯的错误是可能没有足够长地保持他的生命。但是,我们一致同意不让医院采取任何进一步措施让他心脏复苏, 虽然希望渺茫,我们还是希望他可以坚持到我和妹妹赶过去见他。医院方面把他转移到一个单独的病房,我们两兄妹则查找航班。
  
  那天上午稍晚,我在机场登机口等候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的电话。
  
  她欣喜若狂地说:“他醒了!”而且还认识她,他甚至敏锐到询问自己的血压情况。我为自己以为他不会醒来而羞愧。无论一个人有过多少见识,都无法预测自然。不过,更重要的、我不断想着的是:我要去他身边。他甚至可能再活一些日子。
  
  结果,他只活了4天。我来到他床边的时候,发现他对于在医院醒来既警惕又不高兴。他说,谁都不听他的话。他醒来后痛得不行,但是医务人员怕他再次失去知觉,就是不给他足够的镇痛药。我请护士给他他在家里使用的剂量,但她必须得到值班医生的允许,而医生只同意给一半的剂量。
  
  到凌晨3点时,我父亲终于受够了。他开始大声喊叫,要求他们给他取掉静脉注射,让他回家。“为什么你们什么都不做?”他吼道,“为什么你们让我遭罪?”他已经痛得语无伦次了。他用手机给几百千米之外的克利夫兰诊所打电话,告诉一位困惑不解的值班医生“采取措施”。他的夜班护士终于获许可以给他静脉注射大量的麻醉剂,但是他拒绝了。他说:“那没用。”到了凌晨5点,他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劝说打了针,之后疼痛开始缓解,他平静下来。但是他还是想回家。置身旨在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活命、除此之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医院,他明白自己永远说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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