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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时间:2016-03-06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鲁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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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
  
  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2〕……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3〕,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4〕,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5〕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6〕,——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7〕——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8〕;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9〕,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10〕”,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爱伦堡〔11〕有些反动。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12〕因为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前,已经死掉了。
  
  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13〕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14〕“PongPong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15〕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16〕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艺家的徽章。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对于诸君,“奉旨申斥”大概还须解释几句才会明白罢。这是帝制时代的事。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一个什么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须得用一点化费,那么,骂几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这算是皇帝在骂,然而谁能去问皇帝,问他究竟可是要这样地骂呢?去年,据日本的杂志上说,成仿吾是由中国的农工大众选他往德国研究戏曲去了,我们也无从打听,究竟真是这样地选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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