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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她(契诃夫)

时间:2012-06-25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契诃夫 点击:

他们飘游四方。他们只在巴黎盘桓几个月,至于在柏林、维也纳、那不勒斯①、马德里、彼得堡以及其他大城,他们却不肯久留。他们在巴黎感到quasi②在家里。对他们来说,巴黎才算是大城,才可以做他们的居留地,至于欧洲的其余地方,却都是枯燥无味而又乱糟糟的内地,只能在grand -hotel③里隔着放下来的窗帘,或者站在舞台前部看一眼。他们都不算老,然而欧洲各大城市他们已经有机会去过两三次。他们对欧洲已经腻烦,开始谈到要作美洲之行,而且以后也还会谈下去,除非人们能把他们劝住,说她的歌喉已经不那么出色,犯不上再到另一个半球上去演唱了。

要见他们的面是很难的。在街上无从见到他们,因为他们出门总坐轿式马车,而且总要天黑下来,到傍晚和夜间,才会出门。他们常常一觉睡到吃中饭的时候才醒。可是他们醒过来后,照例心绪不佳,不肯接待任何人。只有偶尔,时间不一定,在后台或者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肯见客。

在市上出售的照片上倒可以见到她。不过在照片上她是美人儿,其实她根本就算不得美人儿。您不要相信她的照片:她相貌难看。大多数人都在她登台的时候见到她。可是她一 到舞台上,就面目全非了。白粉、胭脂、黑墨和别人的头发,象假面一样掩盖了她的脸,在音乐会上也是如此。

她这个二十七岁、脸上起了细纹、动作不大灵活、鼻子上布满雀斑的女人,扮演玛加丽特的时候,看上去却俨然是个苗条而俊俏的十七岁少女。在舞台上,她最不象她自己。

假使您想见他们的面,那就请您取得权利去出席由外人招待她的宴会,以及她自己从一个大城转到另一个大城去,临行之前偶尔也举行的宴会吧。要取得这样的权利,只是乍看起来才很容易,其实,只有某些有资格的人才能走到饭桌跟前去。……这类人当中有剧评家先生,有冒充剧评家的滑头,有本地的歌唱家、乐队指挥和乐队长,有成为剧院常客的、头顶半秃的业余爱好者和鉴赏家,有由于家财豪富或者门第显赫而来出席的食客。这些宴会并不乏味,在善于观察的人看来颇有趣味。……这样的宴会参加一两次是值得的。

名流们(这样的人在宴席上很多)一面吃东西,一面说话。他们的姿态随随便便,把脖子歪到这一边,脑袋歪到那一边,一只胳膊肘倚在桌子上。老人们甚至用手指头剔牙。

报刊工作者占据离她最近的椅子。他们几乎都喝醉酒,举止极其随便,倒好象他们认识她已经一百年了。如果他们把温度再提高一度,这种局面就会变成狎呢。他们大声说俏皮话,喝酒,互相打岔,(同时也不忘记说一声“对不起!”)讲些浮夸的祝酒词,显然不怕做出蠢事来:有些人带着绅士风度从桌角上探过身子来,吻她的小手。

冒充剧评家的人用开导的口吻同业余爱好者和鉴赏家讲话。那些业余爱好者和鉴赏家沉默不语。他们嫉妒报刊工作者,幸福地微笑着,专喝在这类宴会上往往特别好的红葡萄酒。

她,宴会的皇后,穿得相当朴素,然而衣料极其贵重。在她脖子上,大颗的钻石从花边的衣领里露出来。她两条胳膊上都戴着光滑的大镯子。她的头发梳成极不明确的发型:只有女人看了才喜欢,男人看了却不喜欢。她脸上喜气洋洋,对所有在座的人一概露出极其畅快的笑容。她能够同时对所有的人微笑,同时跟所有的人谈话。她妩媚地点头,而且使每个在座的人都觉得她在对他点头。您瞧着她的脸,就会觉得她四周坐着的似乎都是她的朋友,她对这些朋友一律抱着最友好的感情。临到宴会结束,她就拿她的照片分送给某些人,而且当场,就在饭桌上,在照片背后亲笔写上得到照片的幸运儿和她自己的姓名。她,不消说,讲法国话,可是临到宴会结束,又讲别国的语言。她讲英国话和德国话糟糕到可笑的地步,可是就连这种糟糕的外国话,出之于她的口,也仍然显得可爱。总之她那么可爱,您会很久忘掉她生得难看。

他吗?他, le mari delle④,坐在宴席上,同她相隔五 把椅子,喝很多酒,吃很多菜,大部分时间一言不发,信手把面包屑揉成小球,不时读酒瓶上的商标。人们瞧着他的体态,就感到他无事可做,闲得无聊,懒懒散散,心里腻烦。……他生着淡黄色头发,不过头顶已经渐渐光秃,头发稀了。

女人、醇酒、不眠的夜晚、走遍世界的飘泊生活,在他脸上刻下沟痕,留下很深的皱纹。他大约三十五岁,不会再大,可是论外貌,却显老。他的脸似乎在克瓦斯⑤里泡过。他眼睛好看,可是眼神懒散。……他以前相貌不丑,然而现在丑了。

他生着罗圈腿,两只手带泥土般的颜色,脖子上满是毫毛。由于他的弯腿和特别古怪的步态,他在欧洲不知怎么得了“四 轮马车”的外号。他穿着礼服活象一只身上淋湿而尾巴还干着的寒鸦。宴席上的人都不注意他。他也不理他们。

如果您去参加宴会,见到他们,见到那对夫妇,那就请您观察一下,告诉我,以前和现在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

您见到他们,就会这样回答(当然,大致这样):“她是著名的女歌唱家,他却仅仅是著名的女歌唱家的丈夫,或者用后台的行话来说,无非是妻子的跟班丈夫而已。她每年,合成俄国钱,一共挣八万卢布,他却什么事也不做,因而有的是时间做她的仆人。她需要管钱的人,同剧院经理办交涉、讲条件、订合同的人。……她专同鼓掌的观众周旋,至于钱财方面的事,她活动中乏味的一面,她却不屑于去管,所有那些事情她一概不碰。所以她才需要他,犹如需要随从或者仆人一样。……要是她自己能管,她就会把他赶走。可是他,一面从她那儿领到大笔的薪金,(她不知道金钱的价值!)一面却理所当然地串通她的女仆合伙偷她的财物。他挥霍她的钱,死命地灌酒,甚至也许藏起私房钱来供日后急难用。他满足于他的地位,如同钻进好苹果里的软虫一样。要是她没有钱,他就会离开她了。”

凡是在宴席上观察过他们的人,都是这样想,这样说的。

他们所以这样想,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深入考察这件事的底细,只能凭表面现象判断。大家都把她看做著名的歌唱家,可是对他却都躲着,如同躲开一个渺不足道而且周身沾满青蛙粘液的人似的。其实,这个名满欧洲的女歌唱家同那只癞蛤蟆却是由一种最使人羡慕的、最高尚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下面就是他写下的一段话:

“人们常问我为什么爱这个恶婆娘。不错,这个女人不值得爱。她也不值得恨。对这样的女人,只配不加理睬,置之度外。必得是我,或者是疯子,才会爱她,不过呢,我也就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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