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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谈中国人的尊严（2）
在与柏杨交谈的过程中，凡是有他记不太清楚的地方，张香华女士都会在一旁或柔声提醒或嗔笑他记性差，关于这次出书，关于俩人的恩爱生活，则更多的是由香华女士来半开玩笑半叙述。
俗人柏杨——没有一点经济头脑记者：柏杨说这本《爱情毒药》是您一手策划出版的，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么一本书？
张香华：这本书绘画者李淑玲是中国时报插图画家，与我们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她曾为柏杨一些文章配过插图。一天她说想为我的诗配图出本书，我说与其为我的诗作画，不如为柏杨的文配图更会引起人们关注。我的诗能表达的她的画不见得能画出来，而她纤细幽默的风格与柏杨的老辣相得益彰。于是他们二人就在《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一书中进行了首次图文书的合作，当时没《爱情毒药》这么多图。
记者：您作为小有名气的诗人，当年曾写过许多好诗，那首为柏杨写的《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尤其让人瞩目，如今停笔却当上了他的“经纪人”，您怎么看这件事？
张香华：他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出版作品就凭一句话往往连合同都不签，这样下去结果肯定会弄得不欢而散的。有一次，有人给他一份合同，他看都不看就签了，我一看原来上边写着对方可以无偿地出版他的作品……所以我只得赶鸭子上架为他四处奔跑出版事宜，甚至代他签售。
记者：柏杨每天的日常安排怎样？
张香华：随心所欲吧，不是说人到了七十岁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吗。不过最近他非常忙，这个月都成了柏杨月了，李行拍了电视剧《莲》也杀青，还有中央大学组织的国际研讨会，远流出版他的全集。平时他不出门时还要写作，他口述，秘书记下来，他再改十遍八遍，通常是给香港《明报月刊》写的约稿。
情人柏杨——相识几个小时他就送来了求爱信记者：您同柏杨结婚二十多年了，怎么看他？
张香华：那要看哪个阶段哦——记者：最初的呢？
张香华：我最初认识他时觉得他身心都蛮健康，当然不是指“大力士”那种健康，也不是刚当选州长的阿诺那种，而是感觉他对人生有很大热情，因为通常曾关在狱中的人都很软弱颓废。
记者：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入狱前还是后来？
张香华：当然是他从狱里出来后了，以前也知道他的大名，后来听说他出事了，再后来就没信儿了，以为他被枪毙了。结果1977年他从牢里出来了，我当时在学校教书，一个教授说安排吃饭，要介绍我们认识，我一想他那些犀利的文字就有些担心，我说不想去了，他那么伶牙俐齿我可说不过他，结果一旁有学生说又不是一定要你嫁给他，人家还说不定看不上你呢，就去了。
当时觉得他非但没那么可怕，反而有好的印象。
记者：他当时对你是什么印象？
张香华：哎呀，当天分手不到几个小时他就派人送了封信到我的学校，动作那个快呀……
记者：写什么了？
张香华：这个就不说了吧。于是就交往下去了，差不多半年吧，他向我求婚，我有一点犹豫，时间太短，我搞不清他到底有什么缺点，朋友也担心他关在牢里那么久会不会脑子有问题。
笨人柏杨——我们只算中下阶层记者：20多年来最初的柏杨与现在是一个人吗？
张香华：这其中有重叠的也有不同的了，比如我以前一直以为他很能干，你想，他在牢里又能缝又能补，没有烟还能捡烟头自己做香烟，没有洋火，他可以借着阳光用类似玻璃片的东西点着火；头脑也很好，又有热情……可是很快发现他是个大白痴，有时他要帮忙做什么我不敢让他帮，越帮越忙，什么也不会……
我也是个没有数字概念的人，前一段在苏州有两个晚报记者问我一件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查，发现上面写着“1968年入，1977年出”，我就怎么也想不起来“入”什么“出”什么，还让人家帮我造句，最后想了好几个钟头才猛然想起来是柏杨入狱出狱的年代，我对数字太恐惧。
记者：柏杨一生著书立说不断，在台湾你们家庭算是哪个经济阶层的？
张香华：柏杨写的东西不少，但他不是畅销书作家，不同于《上海宝贝》那种或琼瑶的爱情小说，他是有责任感的人，比如他译的《资治通鉴》。非常中肯地说，我想我们属于中下阶层，因为在这个社会，有钱人太有钱了。但我们又不是穷苦，基本的生活态度就是不要随便膨胀，虽然物质这么丰富。
记者：柏杨对金钱是什么态度？
张香华：他是个大来大去的人，钱还没到口袋里他就敢用，我就比较中庸，欧阳修的母亲那种治家态度非常好，她儿子当大官与否她都那样。我的衣服一般都是菜场货，但穿出来会非常好看，不会花很多钱买名牌。他喜欢买电脑、扫描仪、录影仪什么的，其实根本不用，也没地方放。我经常说他，有的时候他还“挣扎”，但我不给他吵架的机会。哈！
记者：您说这些话时柏杨先生在做什么？
张香华：他在偷听……哈！可他一直认为“他在照顾我”。孩子们都长大了，都在外地，我家中有一只跟了我们二十几年的叫熊熊的猫?不久前老得实在不行了，我们就抱它去打了一针，从此我们再也不能接纳别的宠物进入这个家庭了。
序吴刚伐树我洗缸———为大陆版序柏 杨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己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学生自治会，邀我讲演，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官。会场虽然挤满了学生，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