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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

时间:2009-06-18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柏杨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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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有了痛感也要喊——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

    出版陈晓明在80年代中期,柏杨的名字在中国的传统反思潮流中不胫而走,而《丑陋的中国人》使柏杨的影响富有震撼力。在80年代上半期,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焦虑,年轻一代学人崇尚西学,重新挑起启蒙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要追赶西方,当然要反思传统及其现实。很显然,反思的余地很小,传统文化就这样成为全部反思的落脚点。在那时,可引证的权威资料并不算多,胡适是一个苍凉的历史形象,而柏杨则要现实且生动得多,柏杨就这样成为大陆青年学子津津乐道的对象。多少年过去了,柏杨的名字似乎有点淡忘,就象80年代一样,逝去得那么平静,那么没有道理。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过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永久寄存,而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80年代不应该如此被简单地忘却,柏杨也依然有其重新阅读意义和价值。最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颇有眼力,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其实是柏杨的这本书第一次正版进入中国大陆,80年代的盗版图书正如它的“非法阅读”一样,21世纪,我们正可“合法性地”平心静气地来阅读一下这本震撼华人世界的奇书。古语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今天,在文化多元语境中,我们更有心胸面对这本锋芒逼人的书。

    柏杨自己解嘲地说,“吴刚伐树我洗缸”。谁都知道柏杨用“酱缸文化”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出中国传统至今的文化存在的问题,用他的尖锐和犀利去除传统文化的余孽糟粕。这倒是应了毛泽东诗词当年的那句话“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然而,柏杨没有那么悲壮,他一直是在做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反思工作,就是在当年的台湾岛和海外华人世界,他承受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柏杨在60年代的写作异常活跃,成为台湾岛内最受欢迎的杂文家,他对国民学党的政治高压时常冷嘲热讽,由于被怀疑影射攻击蒋家父子,被罗织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又26天)。出狱后,柏杨并没有屈服,据他后来的回忆,他最早试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他出狱后不久。但他在台湾无法演讲,多次准备演讲这个題目都被取消。直到1984年他受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做短期访问,他的演讲題目“丑陋的中国人”,听讲者三分之二是华人,三分之一是白人。据说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柏杨感到面对山谷一样的寂静,没有掌声,连礼节性的握手都

 

没有。很显然,听众没有认同柏杨的观点。但柏杨并不气馁,他依然固执己见,毫不留情,决不姑息,他的锋芒所向,总是直击要害,他把中国传统中的痼疾,把民族性格中的弱点揭露无遗。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对于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在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人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直到今天,那些事实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毫发无损,那些恶习丑行依然猖獗。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

    事实上,柏杨并不是独一无二故作惊人之论,他对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性的剖析,不过承继了现代中国启蒙未竞的事业而已,鲁迅先生当年猛烈批判过国民性,他对中国人爱之弥深,恨之愈切。胡适也同样深刻批判过中国传统,这不能否定他对中国民族深切的爱。批判传统,指出中国人习性的负面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要伤害民族自尊。恰恰相反,柏杨要的是更真实的的、更健全的民族自尊。现在,到处盛行是“有了快感就喊”的读物,我们还有痛处,还有切肤之痛,有了痛处也要喊,这才是健全的文化。21世纪,中华民族要承担更艰巨的历史重任,要为人类做出更大的成就。在新世纪之初,我们重读柏杨的书,这会让我们有更加强健的心智,去除弊端,去伪存真,去劣存优,承担历史重任,开创中华民族崭新的未来。

    200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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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谈中国人的尊严(1)

    《丑陋的中国人》作者柏杨受访谈中国人的尊严做这个专访的起因,是因为上月国际汉学界提出了“柏杨学”的概念,这个一度深深刺伤和影响中国人的名字,又一次跳入了编辑部的视野。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多年以后,柏杨有什么不一样,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     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说:“柏杨已经不可能再引起当年那样的轰动了,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远比十几年前宽容和开放” “不当大师,要当游击队长”   《国际先驱导报》:1999年在香港召开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你被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你却说自己没什么理论,是个“独自作战的游击队员”,那么你认为自己的敌人是谁?作战目标是什么?另外,最近出版社出版了《柏杨全集》,台北也举行了“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会上还首次提出“柏杨学”的概念,那么现在你是如何看待社会给予的这些肯定呢? 柏杨:(笑)我实在是太幸运,能活着看到自己全集的出版,也能活着参加有关自己的研讨会。所以在刚刚结束的那个研讨会上,我开玩笑说:“大家给我这么高的评价,那我告诉大家,明天如果你们打电话到我家,我太太将会告诉你们,柏杨已经进医院了。为什么呢——已经高兴得疯掉了,忘记自己是谁了。你们要对此负责,以后每人负责照顾我一天……” 其实,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就成为什么“大师”了。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只是个游击队员,我只是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哪里,却没能力去治病救人。 我的敌人很明确,就是“酱缸文化”,而我的目标是希望让我们的中华文化更加健康,让我们中国人受到世界的尊重,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尊严。 我一直以来的努力,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现在我的观点和作品得到重视,这也不过是说明:我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参加我的“游击队”,我就勉强算个“游击队长”吧。 《国际先驱导报》:你曾经说过自己比鲁迅要强,因为你站在他的肩膀上,那么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你觉得哪些人对你的帮助比较大,也就是说你站在哪些人的肩膀上? 柏杨:首先声明,我说我的杂文比鲁迅写得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你们一定比我写得好,因为你们站在我的肩膀上,而你们的下一代也一定比你们写得好,也是这个原因,历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我不喜欢里边的思想。那里边总有一个祖师爷或者是武功秘籍,现代社会里不应该有这个东西,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发展的。如果我们国家4000年还不进步,还叫什么民族? 打个比方,鲁迅当年能看5公里远,而我用望远镜后能看10公里,你们年轻人就应拿到更好的望远镜,要能够看到20公里甚至更远。社会就是如此进步和发展的。 至于我从哪些人那里获得帮助,我觉得,如同人不可能指出哪个馒头对他的成长最重要,我也无法说明谁对我的帮助最大,应该说我的成长过程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例如,鲁迅、张恨水的小说都对我影响比较大,我的太太,还有我的那么多好朋友,都一直给予我很大帮助。所以,我有今天的成绩,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因为是时代造就了我,是许多人支持着我。 《国际先驱导报》:你说喜欢看武侠小说,那你爱看哪些作家的小说? 柏杨:我也喜欢金庸,他前一段不是去“华山论剑”了吗,我很欣赏他的做法,我的身体是不如他,否则也还想再回大陆,回我的老家去看看。 “中国人要赢得真正的尊严” 《国际先驱导报》:从《丑陋的中国人》的针砭时弊,到《中国人史纲》的冷静思考,再到《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深刻沉淀,是否有一种使命感始终支撑着你一路走来? 柏杨:我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特别爱管闲事,尤其是容不得人欺负人,见不得人的尊严受到践踏。比如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位父亲打他的孩子,我就上去制止,指责他不该打孩子,结果反被那个父亲打了一顿。后来再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我就开始写文章批判那些丑恶的现象。 而看到的阴暗面多了,我就开始从我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层面去反思,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唤起更多的人们,让他们共同来认识和反思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共同涤除那些不好的地方,发扬那些优良的传统,学习西方文化中先进的方面,建设一个更加健康、文明、值得尊重的文化。 而我最终的愿望,是中国人能拥有真正的尊严,这种尊严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而是通过我们对别人的尊重和包容,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获得的。 《国际先驱导报》:除了《丑陋的中国人》以外,你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从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册中写成的《中国人史纲》,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在描述19世纪的中国时,你的评价是“羞辱的痛苦世纪”,在描述20世纪时,你的评价是“充满惊涛骇浪”,那么你对21世纪的中国是如何期待的呢? 柏杨:希望这个世纪中国能真正富强起来。特别是大陆,现在形势不错,就应该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不仅物质上要极大丰富,文化上也要不断创新发展,推动人类不断前进,让中国获得世界的尊重,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知道你的祖籍是河南辉县,那你怎么看中原文化?内地出版的一本《河南人惹谁了》你知道吗? 柏杨:我听说了,但没读过。去年香华回内地,就听到有人说“你怎么嫁了个河南人”?我很心痛啊,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有些人还要以省份划界而歧视别人呢?其实究其原因,一个字:穷。穷就得不到尊重,甚至得不到怜悯,因为穷就没机会读书,不读书就愚笨就更穷,这是恶性循环。 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要不断发展,不光是河南,全中国人都要努力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用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别人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靠别人施舍的。 “宋美龄要从中国文化里去找原因” 《国际先驱导报》:你一直在积极反对“酱缸文化”,那么你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柏杨:蒋介石在台湾推动“复兴中华文化”时,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有病。 有一个例子是关于刚刚去世的宋美龄。其实我一直认为她为国家和人民还是做了很多事的,但前两天我看一部有关她的纪录片,上面讲了一段她的故事,结果让我十分难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宋美龄在美国的时候,有美国友人问她:“如果中国发生群众游行示威,你们会怎么处理?”结果她作了一个杀头的姿势,意思是坚决镇压。这样一个受过民主教育的中国人,居然在骨子里还是这么封建和专制,不尊重群众,我认为这只能从中国文化中去找原因。 而拿大陆来说,“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结果是严重摧残了人性和高贵品德。许多人开始变得虚伪狡猾,没有诚信,没有骨气,让人瞧不起。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有许多好的东西,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食嗟来之食”等,都体现了人的尊严以及对人的尊重。但这些思想只是某些智者的思想闪光点,被记录在书本上,然后被放到书架上,并没有深入民心,没有形成一种行为和道德规范,更没有形成一种文化。 至于“勤劳”、“一诺千金”等为广大群众普遍接受的美德,实际上也在遭到严重破坏后丧失了,需要努力去重建。 《国际先驱导报》:您目前的工作状况如何,听说您和太太一直在推广一种由您首创的结婚证书,里面有八项婚姻盟誓,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柏杨:我现在比较固定的工作就是给香港的《明报》写写专栏文章,此外暂时还没有什么大的计划。 至于结婚证书和八项盟誓,实际上也是我所坚持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以及“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的观点是:我们要做一个有尊严、也尊重别人尊严,有诚信能力、也是有包容别人能力的人。而这首先可以从家庭和婚姻去努力。我推广的八项盟誓主要包括:夫妻也应该做朋友;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决不使用暴力;不论收入高低,夫妻在经济地位上完全平等;父母不应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希望或炫耀的工具;夫妻要把对方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我这两年经常给一些新婚夫妇证婚,他们也会在婚礼上承诺信守这些盟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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