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狂飙突进运动的一颗硕果
韩耀成
１７７４年莱比锡秋季博览会开幕时，《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面世了，它像一块巨石扔进当时一潭死水似的沉寂的社会，激起层层波澜。一代人的心翻腾了，千千万万人的心里燃起炽烈的热情，整个德国都为这位才智横溢、愤世嫉俗的小说主人公——维特的悲剧命运流着同情的泪水。一时间，身穿蓝燕尾服、黄背心，脚蹬长统靴的“维特装”成了当时青年男子的时尚，年轻女子则爱穿绿蒂的服式，尤其是她与维特初次见面时的服式：白上衣，袖口和胸襟上系着粉红色的蝴蝶结。在许多花园里，浪漫的人们为维特竖立了小纪念碑，攀缘植物盘绕在维特式的骨灰瓮上，社会上甚至出现了维特式的自杀。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对小说中美妙的爱情描写大为赞叹，更多的人则满怀希望地看到，阴霾即将被驱散，太阳就要升起。也有些人忧心忡忡，认为这种狂热的激情将导致道德沦丧，因而怒不可遏，对《维特》大加挞伐，可是他们未能遏制维特的影响。“维特热”席卷整个德国，并越过国界蔓延到欧洲，乃至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维特》的作者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名字也家喻户晓，奠定了他一生的殊荣，甚至在他写出一生巨著《浮士德》，成了文学领域里“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人们还称他为《维特》的作者。
一、诗与真
书信体小说《维特》既是青年歌德所处的时代、社会的产儿，也是他青年时代生活的结晶。歌德善于把那些使他“喜欢或懊恼”或使他“心动的事情转化为形象，转化为诗”，从而纠正自己对外界事物的观念，清算自己的过去，使内心得到宁静。维特的命运同歌德的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歌德把他的许多经历化成了诗，但小说并不是作者的自传，歌德曾声称，他所有的作品“只是巨篇自白中的片断”。我们了解了这个“片断”，了解了《维特》中融进的歌德自己的那些经历，对于理解这部小说的构思、产生，认识作品的基本倾向和内涵是大有裨益的。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１７４９—１８３２）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１７６５年歌德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三年后因病辍学。１７７０年４月到斯特拉斯堡继续他的学业。这座城市哥特式大教堂完美的建筑艺术给他的心灵以震撼，城郊美丽的风景令他陶醉。与赫尔德的结识对歌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赫尔德激发了歌德对民歌、荷马、品达、莪相以及哥尔德斯密斯等英国作家的兴趣，尤其是点燃了他对莎士比亚的热情，赫尔德体现狂飙精神的美学见解也对歌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歌德与塞森海姆乡村牧师布里昂的女儿弗丽德莉克的爱情，激发他写出了《欢迎与离别》、《五月之歌》、《野地上的小玫瑰》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他与斯特拉斯堡法国舞蹈教师的两位女儿卢琴黛（《维特》中易名为莱奥诺蕾）及其妹妹埃米莉娅的感情纠葛，又在诗人心中留下一片涟漪。姐姐倾心于歌德，而诗人却更钟情于已经订了婚的妹妹，因而引起姐姐对妹妹的醋意。歌德在《维特》开篇第一封信里，就把这段恋情化作了“诗”，半是辩解、半是自责地记述道：
命运偏偏安排我卷入一些感情纠葛之中，不正是为了使我这颗心惶惶终日吗？可怜的莱奥诺蕾！可是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呀。她妹妹独特的魅力令我赏心惬意，而她那可怜的心儿却对我萌生了恋情，这能怨我吗？不过，我就完全没有责任吗？难道我没有培育她的感情？
１７７１年歌德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到故乡，被聘为法兰克福陪审法庭的律师。翌年他参加了达姆施塔特的一个感伤主义的文学社团，常常一起聚会。《维特》中所流露的感伤情绪，正是当时社会思潮的真实写照。１７７２年５月，歌德按照父亲的意愿到韦茨拉尔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当时德国各邦国都在这里设有公使馆，歌德结交了一批公使馆的年轻官员，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等。他还常到风景秀丽的城郊村庄加本海姆（《维特》中改为瓦尔海姆）去漫游。一次歌德去参加乡村舞会，认识了韦茨拉尔德意志骑士团的法官布甫的女儿夏绿蒂，并对这位风姿绰约、纯朴端庄的姑娘一见钟情。但是她已同凯斯特纳订了婚。关于歌德同绿蒂的相识，凯斯特纳的遗稿中有一封给友人的信的底稿，给我们留下了详细记载：
……
１７７２年６月９日，歌德碰巧参加一个乡村舞会，我的未婚妻和我也去参加了。我因有事，是后来才去的。所以我的未婚妻就和其他同伴一起坐车先去了。歌德博士也在马车上，他是在车里才同绿蒂相识的……他并不知道，她已订婚……那天他很开心——他有时如此，有时则很忧郁——，绿蒂完全占据了他的心，尤其是因为她自己毫没在意，完全沉浸于欢乐之中。不消说，歌德第二天就去看望绿蒂，问她参加了舞会身体怎么样。昨天他已经知道，她是位乐天的姑娘，爱跳舞，爱玩纯真的游戏，现在他又了解了她更擅长的另一面——料理家务的本领……
《维特》中描写维特与绿蒂一起坐马去参加乡村舞会的情节，与凯斯特纳信中所述大致上是吻合的，并非完全虚构，只不过歌德把生活化成小说的时候在细节上作了稍许改动，如小说中维特是到绿蒂家的猎庄上去接她的，绿蒂的未婚夫阿尔贝特出差在外，未参加这次舞会等等。这一时期凯斯特纳的日记和书信中对歌德的情况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是研究《维特》和《维特》时期的歌德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久，绿蒂就告诉歌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越出友谊的范围。她对歌德的态度恰如其分，不让歌德对她萌生非分之想。为了摆脱无望的爱情的痛苦，歌德于９月１１日不辞而别，返回法兰克福。凯斯特纳９月１０日的日记让我们了解到歌德临行前一天的真实情况：
歌德在花园里同我共进午餐。我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晚上歌德来德意志馆（绿蒂的家，在《维特》中歌德把绿蒂的家改成了“猎庄”——笔者）。他、绿蒂和我作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谈生命结束以后的情况，谈到去世和重逢等等，这个话题不是他，而是绿蒂提起的。我们互相约定，我们中谁先死，如果可能，他就应把那边的生活情况告诉活着的人。歌德的情绪十分沮丧，因为他知道，明天一早他就要走了。
《维特》中维特也怀着酸楚、凄凉和忧伤的心情在信中写了离别前的那次类似的谈话。
归途中，歌德顺道到女作家索菲·冯·拉洛歇伯爵夫人在埃伦布赖特施泰因的乡村别墅小住。伯爵夫人的女儿玛克西米莉安娜又使他萌生了新的情愫。这位姑娘的一双乌黑的眸子一直深深地印在诗人心里，直到他生命的晚年。
回到法兰克福以后，旧情未了，一连串新的刺激又灼伤了诗人的心：他亲爱的妹妹出嫁了，随丈夫去了巴登的埃门丁根；玛克西米莉安娜成了富商彼得·勃伦塔诺的妻子；绿蒂和凯斯特纳的婚礼也没有如约通知歌德；韦茨拉尔公使馆的秘书卡尔·威廉·耶鲁撒冷因单恋友人之妻而自杀的噩耗更让他心碎，也使他“找到了《维特》的情节”。歌德自己记述了他构思和创作《维特》时的内部和外部氛围：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无论是住所地方的迁换也好，时日季节的流转也好，或任何一种的推移也好，都触动到我的心的最深处。诗人的眼更添上画家的眼，美丽的乡村风景又有宜人的小河点缀其间，加深我的独处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冷静地从各方面玩味和考察我周围的事物。
生活的体验和创作冲动都有了，一切条件皆已具备，现在歌德要通过文字来倾吐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对使人窒息的社会的愤懑：
与友人的妻子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鲁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中撼醒。我不只静观冥想，我与他共同的遭遇是什么，而且把现在恰好碰到的使我热情沸腾、焦灼不安的同样的事加以观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至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
于是，歌德闭门谢客，集中精力，奋笔疾书，不用写作提纲，只用四个星期的时间，《维特》就一气呵成。
确如歌德所说，《维特》中的许多情节真假难辨，这样的例子随处都是，如同小说中一样，夏绿蒂在母亲去世后也担负起操持家务和照看弟妹的任务；歌德２３岁生日（１７７２年８月２８日）那天绿蒂和凯斯特纳送给他的礼物真是粉红色的蝴蝶结和荷马诗集，只是小说中把时间改成１７７１年；同小说中的情节相似，歌德在加本海姆确实认识一位长得相当标致的女人，并常常接济她的三个孩子；耶鲁撒冷自杀前也是假托外出旅行，让仆人向凯斯特纳借的手枪，如同小说中维特遣仆人向阿尔贝特借枪一样……歌德自己、夏绿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玛克西米莉安娜等人都是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只是有时稍作改动而已，如以蓝眼睛的夏绿蒂为原型塑造出来的绿蒂换上了玛克西米莉安娜的乌黑的眸子，以玛克西米莉安娜为原型刻画的冯·Ｂ小姐则换了夏绿蒂的蓝眼睛。对于歌德把现实化为诗这一点，凯斯特纳也看得很清楚：
在《维特》的上篇，维特就是歌德自己。在绿蒂和阿尔贝特身上，他借用了我们——我妻子和我的一些特点，但是作了一些改动；另外一些人物至少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为了下篇，为了给维特的死作铺垫，他在上篇中虚构了一些东西加了进去，比如说绿蒂既没有同歌德，也没有同任何人有过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相当亲密的关系。由于许多次要情景太逼真、太熟悉了，人家必然会往我们身上去想，为此我们对他很恼火……此外，在维特身上有歌德自己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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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绿蒂的肖像总体上是我妻子的形象。阿尔贝特要是写得稍为热情一点就好了……下篇跟我们毫不相干。那里的维特是青年耶鲁撒冷，阿尔贝特是普法尔茨公使馆的秘书，绿蒂是这位秘书的夫人……小说中的人物对这三个人来说绝大部分是虚构的……耶鲁撒冷确实给我写过那张小说中提到的便条，出于礼貌，我未加考虑就把手枪借给了他……关于耶鲁撒冷的故事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尽可能加以详细了解，并设法记了下来，寄给了法兰克福的歌德；后来歌德在《维特》中用了这份材料，并随心所欲地加了些东西进去……歌德这样做绝非出于恶意；他对同我夫人和我的关系非常珍视……
由此可见，歌德在塑造《维特》中的人物形象时，并没有照搬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采取了典型化的手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觉得“诗”也是“真”，“真”也是“诗”。这正是歌德高明之处，他深谙艺术创作之道。生活的素材一旦演绎成小说，就包容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情趣，并赋予了它时代的精神，作品也就比生活更高了。因此，《维特》不是歌德的自传，维特不等于歌德，也不等于歌德加耶鲁撒冷。维特、绿蒂等人物形象已经成为文学画廊中不朽的肖像了。
二、《维特》：时代的产儿
歌德生活的时代，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时代。《维特》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欧洲的社会、文化、思想正面临着伟大的历史转折，封建社会的彻底崩溃已是无可挽回，资本主义时代正在微露晨曦。人们心情骚动，思潮翻腾。梅林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那时的情景：“世界历史的黎明时吹来的一阵清新晨风似乎把人们从沉睡的滞重束缚中唤醒；大家迎着崭新的太阳纵声欢呼，这太阳射出的最初的霞光开始染红了历史的地平线。”但是德国的状况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号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只是虚有其名而已。国内仍是四分五裂，封建割据造成邦国林立，战乱连绵不断，农业、手工业、商业极端凋敝，社会十分鄙陋，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人民在苦难中呻吟。对于当时德国的现状，恩格斯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
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受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当时，德国市民阶级的经济实力虽有增长，但政治上却十分软弱，仍然处于对封建贵族的依附地位。我们知道，歌德的父亲卡斯帕尔·歌德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花钱买了一个皇家顾问的头衔，但也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善其社会地位。对此歌德是有深切体会的。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毅力，也没有勇气和人民团结起来，“像英国资产阶级从１６４０年到１６８８年部分地完成的那样”，相反，德国的资产者处在德国“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温暖”。
但是，恩格斯在德国文学中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他说，“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恩格斯在文学中看到的“美好的未来”，主要表现在当时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品中。１７７０年赫尔德与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会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大体上于１７８５年结束。当时，在启蒙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作家，对身心所受的压迫深为不满，但是政治上他们又无力改变丑恶的社会现状，于是他们就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呐喊，以表达他们的心声。这些年轻的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英国作家扬格、理查逊、哥尔德斯密斯等以及在《莪相集》，特别是在莎士比亚作品和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影响下，抨击现存的社会秩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的教会思想体系，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他们崇尚自然，标举天才，高扬民族意识；在美学上，他们拒绝古典主义压抑“自由心灵”的艺术规范，要求摆脱理性主义的精神桎梏，主张扬弃帝王和贵族的题材，塑造市民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叛逆形象。歌德把狂飙精神概括为“要求独立的精神”。狂飙突进运动带有后来浪漫主义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前浪漫主义时期”。关于狂飙突进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尽管学界意见不尽一致，但从狂飙突进运动所主张的和要扬弃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既是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拨。
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和精神领袖是赫尔德，它在创作上的代表是歌德。早在６０年代，赫尔德的《论现代文学片断》（１７６７—１７６８）等一系列论著以及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就为这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歌德“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１７７３）、席勒“歌颂一个向封建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的《强盗》（１７８１）和“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阴谋与爱情》（１７８４）是这个运动的戏剧代表；诗歌方面，以青年歌德的抒情诗，尤其是以他的《普罗米修斯》（１７７４）为代表；而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则以浓郁的诗意和强烈的激情宣泄了维特的痛苦、憧憬和绝望，喊出了一代青年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建立合乎自然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人际关系，实现人生价值的心声，而成为狂飙突进运动最丰硕的成果。小说体现着狂飙突进运动的一切思想和精神，以及艺术上的种种特点，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所以恩格斯赞誉“歌德写了《维特》，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功绩”。
三、维特：“反叛的受难者”
《维特》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对此勃兰兑斯作了深刻的论述：
《维特》是本什么作品呢？下任何定义都不能确切说出这本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无限丰富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简要地说，这篇描写炽热而不幸的爱情的故事，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主人公是出身市民阶级的青年人；他在艺术上有天赋，为消遣而画画，职业是公使馆的秘书。歌德不由自主地使这个青年具有他年轻时期的看法、感情和想法，赋予他以他自己的全部丰富卓越的才智。这就把维特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象征性人物；他不仅代表了时代精神，而且代表了新时代的才智。他的宏富伟大的程度几乎和他的命运不相称。勃兰兑斯的论述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可以用来开启维特心灵的大门，体会他的感情世界，洞察他悲剧性结局的必然性，认识这个形象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维特的悲剧源于内、外两个方面。
悲剧的内部原因是由于维特爱情上的失败导致了内心无法解脱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感伤、厌世的情绪。初识绿蒂，维特的心就整个被她“俘获”了，他爱她爱得刻骨铭心，恋情像凶猛的山洪，一发而不可收。绿蒂已同阿尔贝特订婚，这是他一开始就知道的，但起初的一个多月阿尔贝特去外地未归，维特天天和绿蒂厮守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虽然他有时想起或绿蒂谈到阿尔贝特的时候，他的心头就会染上一抹阴影。随后他连续遭受三次沉重的打击，内心的矛盾使他产生了绝望情绪。
阿尔贝特从外地返回是维特所受的第一次打击。阿尔贝特一回来，维特就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感到他的快乐已经过去，对绿蒂已“不抱什么奢望”，他要走了（１７７１年７月３０日信）。紧接着他和阿尔贝特进行了一场关于自杀问题的争论。经过这次正面冲突，维特的情绪日益阴郁，他不得不走了。绿蒂和阿尔贝特的结婚对维特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得知这个消息时，维特心里很不是滋味，看来他仅存的一丝希望已经成了泡影，他想到“阿尔贝特搂住她的纤腰”时，“全身就会战栗不已”（１７７２年６月２９日信）。维特辞掉公职，再次来到绿蒂身边时，绿蒂成了阿尔贝特的妻子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他作为第三者的处境极为尴尬。对阿尔贝特来说，绿蒂是他“珍贵的财富”，他愿同别人分享，“哪怕只是一瞬间，哪怕是以最最纯洁无邪的方式”，这是理所当然的；绿蒂在感情上、精神上依恋着维特，但是作为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子，她爱自己的丈夫，不愿、也没有决心和勇气以牺牲自己的婚姻为代价，投进维特的怀抱。维特的希望越是不能实现，他的追求也越加执拗、强烈，他内心的矛盾无法解脱，因此他常常想到死，把死看作自己“最后的出路和希望”。处在两难境地的绿蒂，最后下决心与维特疏远，要维特放弃对他的爱恋，并离开她出去旅行。在圣诞夜前夕，他与绿蒂一起诵读莪相，激情冲破了道德的规范，两人紧紧搂抱在一起。绿蒂从神智昏乱中恢复过来后，“心里又怕又乱，又爱又怒”：“这是最后一次！维特！您不要再见我了！”绿蒂的这句话对维特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再也无力承受了，于是在圣诞夜给绿蒂写完绝笔信，于午夜１２点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维特多愁善感的性格，是造成他悲惨结局的另一内在原因。他的感情过于纤细，性格过于脆弱，是个对月长叹、对花落泪的多愁善感的青年，似乎患了一种忧郁症，刚到他的“隐居地”，他就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感叹。我们知道，感伤主义是１８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的时代潮流，是当时流行的“时代病”。那时，年轻人争取自由的精神日益发扬，他们不能容忍受支配、受束缚的状况，但是面对封建势力极其强大的社会现实，他们行动上又无能为力，他们感情细腻，带有一点病态，便把人生当作是可厌恶的负担，以此来作为对社会的抨击和反抗，德国青年这种“时代病”的外来诱因，是外国文学。歌德曾谈到莎士比亚笔下忧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及其独白使德国青年为之着魔，盛行于１８世纪中叶的欧洲感伤主义文学，如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扬格忧郁、哀怨的《夜思》、格雷调子低沉的《墓园哀歌》、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牧师》以及麦克菲森仿作的、假托是莪相的诗歌等，对德国青年的厌世情绪更是起到了推波逐澜的作用。读者一认识我们这位朋友维特，就感觉到他强烈的感伤主义情调，他一味强调心灵感受，对人生厌倦，因而寄情于山水，他对月亮、大自然和音乐有着极其敏锐的反应，四季景物随他心境的变化而变换。他第二次来到绿蒂身边时，悲怆情绪已经很浓，周围的景物也和他的心情一样，已是“一派萧飒秋意”，他只有在莪相诗歌中才能排遣他的烦恼和悲伤，所以维特说：“莪相已把我心中的荷马挤走了”。莪相诗歌中那无穷无际的旷野、劲风吹动的荒草、长青苔的墓碑，空中飘浮着阵亡英雄和凋谢的少女的亡灵——这一切使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心受到强烈震撼。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氛围中，人们“为自己的不满足的热情所苦，而外界又绝没有刺激”来使他们“作有意义的活动，在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是未来的唯一的出路”，于是人们便“满怀愤慨，不顾一切，以为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脱离尘世，倒为得计”。
维特悲剧的外部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维特曾想通过事业上的发展来摆脱爱情的失望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他走出绿蒂周围的小世界，投身到社会这个大世界之中，他到公使馆供职，以一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当时德国社会十分鄙陋，那些拘泥刻板的人，处处因循守旧、虚文俗礼，公使对标新立异的维特很是反感，周围的那些庸人个个精神贫乏，空虚无聊，虚伪奸佞，尔虞我诈，一心追逐等级地位。社会上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连冯·Ｂ小姐的姑妈，这位“除了仰仗门第的隆荫”之外，一贫如洗的老太太，也对维特这位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极为鄙视；有一次维特无意中出现在贵族沙龙上，惹起一场风波，那些“高贵的”贵族先生和夫人宁肯退场，也不愿同他这个地位低下的人一起参加晚会。受尽屈辱的维特非常愤怒，真想在自己胸口上捅上一刀，“好透一透憋在心里的闷气”。由于在社会上四处碰壁，事业上的失败，维特对前途不再抱任何希望，而是完全任凭自己的感情，又回到了绿蒂身边，更深地卷入三角恋爱的纠葛中而不能自拔。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个适合维特发展的社会环境，他完全有可能干出一番事业，从而摆脱对绿蒂的苦恋，出现与现在迥乎不同的结局。可是，德国社会容纳不下维特这个天才，鄙陋的封建制度把他推向了毁灭的深渊。普罗米修斯被钉上了德国苦难的十字架，歌德自己则克服了失恋的痛苦和自杀的念头，“把使他不安、使他痛苦的一切，以及时代的骚动情绪所包含的病态和畸形的东西，全都倾泄在他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揭开了沉睡在当代的深深激动着的心灵里的一切秘密”。
维特这个形象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就在于他蕴含了１８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的阶级内容和时代思潮，维特身上带着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深深的印记，使他成了“反叛的受难者”。
有人说，维特对绿蒂的爱恋是“单恋”，“单相思”。果真是如此吗？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小说里的描写。维特爱绿蒂，因为她是自然、纯朴和美的化身，而且两人的心是相通的，在精神上、感情上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绿蒂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看法，她对英国感伤主义小说的喜爱都是同维特一致的。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以庄严、明快的语言歌颂自然的诗篇《春天庆典》沟通了两人的心灵，她把手放在维特的手上，维特则“眼含喜悦的泪水吻着它”。维特感觉到，绿蒂对他的命运是关心的，是爱他的（１７７１年７月１３日信）。绿蒂这一方也并不全是被动，时有主动的爱意的表露：她说话时有时把手搁在他的手上；她还允许维特伏在她的手上痛哭；她撅着嘴给金丝雀喂食，然后把小鸟递给维特，让啄过她的芳唇的喙子也去亲亲他；她有时凝视着维特的目光，接受他“下意识流露的感情时”“喜形于色”；后来她下决心要与维特疏远，也是“为形势所迫”，她说：“事到如今，为了我的安宁，我求您，不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读了莪相诗歌，她一反善于克制的常态，和维特紧紧搂抱在一起……可见，维特对绿蒂的爱绝非自作多情，是得到绿蒂的回报的，至少在感情上是这样。这部小说是维特在倾诉自己的烦恼和痛苦，如果绿蒂也写一部书信体小说，吐露自己心曲的话，那她对维特的爱一定也是十分炽热的，她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也是不轻的。我们再举一例来加以印证：有次绿蒂独自在家默默思忖，把丈夫和维特两人作了比较：丈夫稳重、可靠、深爱着她，是她和她的弟妹们的倚靠，跟着他，她就可以营造自己一生的幸福；维特呢？他非常可贵，从相识的一刻起，他俩就“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她“无论感觉到、想到什么有意思的事，都习惯于同他分享”，他如离去，“将在她心上撕开一个无法重新填补的裂口”。一个是她生活上的倚靠，一个能给她感情上和精神上的慰藉。这种两难选择真够她为难的。人的感情是微妙的、复杂的，一个女子与一男子结合，感情上又依恋另一个男子，这在生活中并不罕见。绿蒂没有离开自己的丈夫同维特结合，并不说明她不爱维特。“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事实上两个情投意合、两心相印的男女，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结合而抱憾终生，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或是现实生活中，都并不罕见。因此，说维特是“单恋”或“单相思”，这论点笔者实难苟同。
四、自然·天才
维特时代，“自然”是一个热门话题。早在１８世纪中叶，卢梭目睹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压抑了人的发展，人的贪婪和欲望使人逐渐背离了自然、朴质和美好的本质。他认为人类最美好的状态是“自然状态”，因此他强调人必须“顺乎自然”，呼吁“返回自然”。他在小说《爱弥尔》中把主人公置于大自然之中，让他在劳动和实践中增长才干，努力将他培养成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具有民主意识的新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接过卢梭“返回自然”的口号，提倡投入自然的怀抱，反对违反自然的东西，向往合乎自然的社会制度。
维特对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他的人生体验和大自然互相交织，融为一体。他来到瓦尔海姆这个村子时，正值温暖的春天，他心里虽然仍不时泛起往日的忧伤，但是明媚的春光，欣欣向荣的大自然温暖着他那颗“常常寒颤的心”，用诗一样的语言唱出对大自然的颂歌（如１７７１年５月１０日的信）。瓦尔海姆小酒店前面两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某乡村牧师院子里的两棵深荫遮地的胡桃树令他难以忘怀；他赞颂一切合乎自然状态的东西：他喜爱天真的乡村儿童，朴实的农民，还跟下层老百姓交朋友；他向往纯朴的乡村生活，亲自采摘豌豆，一边撕豆荚上的筋，一边读读他的荷马；看到姑娘们头顶水瓮，到井边来汲取甘冽的清泉，古代宗法社会的生活便令他陶醉。在他眼里，绿蒂是自然的化身；在公使馆工作时，他发现冯·Ｂ小姐“在呆板的生活环境中仍保持着许多自然的天性”，并和她一起“幻想纯净幸福的乡村生活”。他讨厌一切背离自然的东西：鄙视陈腐、傲慢的贵族，与拘泥刻板、因循守旧的公使格格不入，憎恨等级制度和对人的种种束缚，谴责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倾轧。维特的审美观念也是从自然出发的。在对自然的体悟中他认识到，一切成规“必定会破坏自然的感情和对自然的真实表现’，从而增强了他“纯粹要遵循自然的决心”，使他领悟了艺术创作的真谛：“惟有自然才是无穷丰富的，惟有自然才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歌德在谈到创作《维特》的动机时说：
我决心一方面任凭我的内部自然的特性自由无碍地发挥出来，他方面听任外界的自然的特质给予我的影响。……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无论是住所地方的迁换也好，时日季节的流转也好，或任何一种的推移也好，都触动到我的心的最深处。……歌德在《莎士比亚命名日》（１７７１）这篇短文里认为，莎剧人物准确地再现了人的本质，所以他赞叹道：“这是自然！是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是自然的了。”维特心目中的自然“意味着人的性格的完整性，一如宇宙的统一性，但也是对善与恶的二元论概念的扬弃，抛弃天神的启示和救世的诺言，承认生老病死的人的命运”，这种自然，“不单纯是山川风光，而是一种哲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概念”，而且也是一种艺术观。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维特称自己是自然的儿子和朋友。勃兰兑斯对此的看法是维特“不仅在感情上是自然的儿子，而且就天才是自然的最高发展来说，他就是自然本身。他融化到自然里，在自己身上感到了自然的无限生命力，因而产生了‘神化’的感觉”。
除赞美自然外，维特还十分推崇天才。天才这个词常常会引起误解，以为天才就是“超人”，是与生俱来的，是玄而又玄的东西。关于天才，歌德曾发表过许多见解，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到了晚年他的看法趋于成熟，很有睿智。他认为，天才是最合乎自然的，反对束缚，要求平等和个性解放；天才是“最富创造力的人”，具有独创性和标新立异精神，具有高尚的目的；天才善于吸取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天才不是天生的，要具备多种条件，包括适当的身体素质，要学习别人的长处。
维特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天才和产生天才的时代，所以狂飙突进时期又称为“天才时期”。但是这又是束缚天才的时代，维特是个才气横溢的艺术家，绿蒂曾多次称赞他的才智和禀赋，阿尔贝特也说他是个很有才智的人。他追求感情自由，要求平等和个性解放，他投进自然的怀抱。维特声称，他“拥抱大自然的全部奇妙的感情”都“打上了天才的印记”。他要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深感社会上到处都有“禁锢着人类创造力和探索力的局限”，譬如到绿蒂的父亲Ｓ法官家来作客的一位大夫，见到维特和绿蒂的弟妹一起在地上玩就颇有微词；又如维特起草文稿讨厌繁缛枯燥的公文语言，而采用狂飙突进运动的生动的文风和具有活力的语言如倒装句——当时年轻一代强调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情色彩的标志——，却遭到恪守理性主义文风及其文法规范的公使的指责。维特的天才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得不到、也不允许他去施展，难怪他要发出如此沉痛的感叹了：“为什么天才的河流难得冲破堤岸，难得成为汹涌澎湃的洪水”，“其原因就在于，两岸住的是沉着冷静、深思熟虑的老爷，他们担心自己花园中的亭榭、郁金香花圃以及菜园会被洪水冲毁，所以知道及时筑堤挖渠，以防患于未然。”（１７７１年５月２６日信）。社会容不得天才，容不得维特这个新派人物，这正是当时德国的耻辱。
五、《维特》引起的争议
对于《维特》的争论，实际上还在小说正式面世之前就已开始了。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小说所涉及的两位当事人的反应。１７７４年小说正式推向市场之前，歌德从印刷厂拿到第一批书之后，立即分别给夏绿蒂和凯斯特纳各寄了一本去。歌德在给绿蒂的信中，希望她好好招待一个很像他的朋友——“他的名字叫维特”。绿蒂读了小说深受感动，勾起了她对往事的甜蜜的回忆，凯斯特纳则怒不可遏。他给歌德的信中说，维特像现在这个样子，他感到很不是滋味，并责备歌德没有良心，肆意糟蹋了“那些现实中的人”，歌德“借用了他们性格特征的人”。
凯斯特纳的信歌德难以理解，也使他感到震惊。他给朋友造成了痛苦，使他心里很不安，就给凯斯特纳夫妇写了一封既是安抚、又是辩解的信，歌德深信，结果将证明凯斯特纳的担心是“过分夸张了”，他认为“小说中事实和虚构的掺和是无害的”。
《维特》面世后所引起的轰动是空前的，歌德一举成了当时文坛上最最耀眼的星星。人们创作了大量诗文和歌曲献给维特，报刊上发表大量评论文章，人们通信中谈得最多的也是这部小说。这时凯斯特纳也不得不承认，小说毕竟是小说。几个月后，１７７５年初，《维特》的第一个法文译本出版了，紧接着又出版了多个译本，一向傲慢的法国人也给予这位卢梭的门徒以热情的欢迎和衷心的敬意。随后各种欧洲文字的译本迅速出现。在战场上善于呼风唤雨的拿破仑皇帝竟把《维特》读了七遍之多，远征埃及途中还带着这本小说。狂飙突进运动作家对《维特》表示热烈欢迎。诗人舒巴特读了《维特》“心都溶化了，胸口怦怦直跳，狂喜而痛苦的泪水滴滴嗒嗒直流”，他劝读者“自己买一本《维特》来读，并要用心来读”！他自己“宁肯终生穷困，一辈子睡干草，饮清水，吃树根，也要来体验一下这位多情善感的作家的心曲”。海因泽和克劳迪乌斯对此也有同感，伦茨、克林格、瓦格纳、毕尔格等作家也热情地对小说加以赞扬。席勒深刻地分析了维特的悲剧，他说：“一个人物以热烈的感情拥抱一个理想，并且逃避现实，以便追求非现实的无限；他不断地在他身外寻求他永远在他自己的天性中所破坏的东西；他觉得他自己的梦想才是唯一现实的东西，他自己的经验无非是永久的束缚；他把自己的存在看作是束缚，应当把它粉碎，以便深入绝对的现实。”席勒接着写道：
有趣味的是看到，凡是滋养感伤性格的东西是以怎样愉快的本能聚集在维特身上：狂热然而不幸的爱情，对自然美的敏感，宗教的情操，哲学沉思的精神，最后为了不忘掉任何一点，还有莪相的阴暗、混沌和忧郁的世界。如果再加上，外部世界在这个苦痛的人看来是怎样不亲切，甚至是怎样敌对，他周围的一切事物怎样联合起来要把他赶回他的理想世界，那末我们就看不出这样一个性格有任何可能性从这个圈子里把自己挽救出来。
威廉·冯·洪堡１７８９年５月３０日给他的未婚妻卡罗琳娜·冯·达赫勒登的信中说，一天晚上他在朋友桌上看到《维特》，一拿起来便放不下手，一口气读到天亮。信中他除对小说的内容和思想赞不绝口外，还特别赞扬小说的“语言是如此真实，如此朴实，如此感人，如此让人着迷”。
启蒙运动作家，如莱辛、克洛普施托克、维兰德等文坛宿将一方面赞扬歌德的才能，但由于浸透着狂飙突进精神的《维特》体现了与启蒙运动不同的世界观与美学理想，所以启蒙运动作家对《维特》也多有责难。莱辛于１７７４年１０月２６日给约·埃申堡的信中认为，小说应该有个“简短而冷静的结束语”，指出让维特自杀是个“下策”，会对青年人产生有害的影响，并认为最后应加上个短短的尾声，而是“越写得愤世嫉俗越好”。
对《维特》的激烈反对和恶毒攻讦主要来自封建统治者和道貌岸然的天主教会。封建统治者把《维特》视作“淫书”，诅咒小说的作者“该遭天雷轰”。当时德国的一些邦国对《维特》下了禁令，如在莱比锡，书尚未印出就遭禁止，说《维特》在为自杀行为辩护，并鼓励自杀，会导致青年人，尤其是弱女子的堕落，市议会还规定，对有这本书的人要课以１６个塔勒的罚金。在意大利的米兰，小说一出版就立即被没收并加以销毁。丹麦政府认为，《维特》是一本邪恶的书，它不仅危害基督教，而且也危及市民优良的道德风尚，因而于１７７６年也把《维特》列为禁书。汉堡主教戈茨认为，《维特》挖掉了全部道德的根基，美化通奸与自杀，他要求“彻底根除这部广为流传的毒草”。英国德比郡主教勃里斯托勋爵１７９７年在耶拿会见歌德时，骂《维特》“是一部极不道德的该受天谴的书”，责备歌德不该用这样的书来引诱人去自杀。歌德当即给予迎头痛击：……世间有些大人物用大笔一挥就把十万人送到战场，其中就有八万人断送了性命，要他们互相怂勇杀人放火和劫掠。你对这种大人物该怎么说呢？在看到这些残暴行为之后，你却感谢上帝，唱起《颂圣诗》来。你还用地狱惩罚的恐怖来说教，把你的教区里孱弱可怜的人们折磨到精神失常，终于关